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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篇
  • 挺立潮头开新天
  • 理论创新“源动力”
  • 制度创新“向心力”
  • 科技创新“生命力”
  • 文化创新“软实力”
  • 后记

    挺立潮头开新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创新篇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毛传来 方力
    编者按: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萌发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提出了“八八战略”总方略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等科学论断,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省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重要部署。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增强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浙江日报从今天起推出“溯源新理念 大潮起之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共八篇重大主题报道,追溯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创新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实践轨迹,为全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指引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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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28日,习近平在丽水碧湖镇堰头村调研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工作。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6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毛传来 方力)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创造进步史;一部中华民族文明史,就是一部创新图强史。

    站在新千年的起点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图前,他引领13亿人民以弄潮儿的勇气和智慧,挺立潮头开新天。

    回望过去,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

    立足当下,他说:“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放眼未来,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认识到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浩浩东海,滚滚钱江,创新的大潮奔腾不息。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5000多万浙江儿女一定不会忘记,他带领大家坚定不移走推进创新发展之路,科学谋划浙江发展蓝图的难忘篇章:

    当浙江面临“成长的烦恼”,正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他以非凡的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擘画了“八八战略”的宏伟蓝图,让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当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爬坡过坎”阶段,他吹响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冲锋号,先行一步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让“浙江号”巨轮动力十足、乘风破浪;

    当经济增长的脚步受困于生态环境的严峻掣肘,他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振聋发聩,拨云见雾,指明航向,让1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方热土,山更青、水更秀、天更蓝,人民生活更幸福;

    当精神“缺钙”侵蚀部分党员干部,扰动人心,他提炼红船精神,以浩然正气激励共产党人不辱使命;他锤炼浙江精神,以昂扬锐气感召浙江人民走在前列……

    他就是浙江人民无比崇敬和爱戴的老书记习近平。

    理论创新“源动力”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习近平

    世纪之交,风云激荡,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了前列,但先发优势不断弱化,矛盾问题也早发多发。

    发展如何逆水行舟,激流勇进?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浙江。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怎样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应该从哪里入手推进浙江新发展?如何在新起点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理论创新的智慧力量,总能穿越重重迷雾,指引前路。在浙江工作期间,在革命红船的起航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以高超的执政智慧,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理论创新。

    “八八战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新境界,为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八八战略”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浙江探索和浙江经验,不断彰显真理力量和实践价值。

    “八八战略”开启新征程

    记者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时的日程表,那是习近平履新浙江短短两个多月的行程,其中到市县和省直部门调研的时间超过50%。为了争取更多时间调查研究,习近平几乎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行色匆匆,却步履深深。2002年10月12日调任浙江之后,习近平就开启了马不停蹄的调研之旅:10月下旬到嘉兴;11月下旬分别在丽水、杭州调研;12月跑了3趟,分赴湖州,宁波、台州、温州,金华、衢州;2003年1月初到舟山、绍兴两地。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此行为何?习近平12月在温州调研与基层干部座谈时,当地领导请他作重要指示,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到浙江工作时间不长,哪有这么多重要指示?!目前到各地调研主要是熟悉情况,了解浙江。我打算在春节之前到11个市都跑一跑,以尽快对各地的情况有个大致了解。这次到温州来,也是这个目的,重点是看和听,如果要说也只是谈一些感受,跟同志们互相探讨。”

    其实,此番“到11个市都跑一跑”的调研,绝非寻常的“熟悉情况”之旅,更重要的是“谈一些感受,跟同志们互相探讨”。

    谈什么感受?要探讨何事?

    ——在丽水,习近平说,从长远的眼光看,丽水的资源优势是无价之宝,是创新发展的潜在条件。

    ——在宁波,习近平指出,如果说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那么,开放应当是宁波最大的优势,只有把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这两个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在台州,习近平特别强调了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经济活力、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温州,习近平更是着重讲了“创新”:温州这个金字招牌,是创新的结果,并以创新为最大内涵。失去了创新,温州也就失去了特色和活力。我们有理由为过去的创新而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尊重和发挥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运用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丰富温州经验,不断发展温州模式,不断推进温州发展,真正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各项工作有新举措。

    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历史不会忘记,正是2002年12月23日这次温州调研,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推进创新需要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四个层面着力。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再次强调,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回望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早在主政浙江期间,就已经开始萌发并不断完善。 

    这是第一次走遍浙江11个市和许多县的调研,习近平一路行,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考。一个指引浙江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地勾画出来。

    2003年7月10日,浙江省人民大会堂,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习近平在总结浙江经济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八八战略”,一个指引浙江改革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的宏图大略焕然而生。

    关于“八八战略”,习近平这样阐述:第一个“八”所指的“八个优势”,并非单纯指已经体现出来的优势,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实际作出的总体把握,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具体而言,是将已经显现出来的体制机制、生态文化等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将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对于一些劣势,要通过努力转化为优势,或者避开劣势。第二个“八”是指八个方面的举措,是针对进一步发挥、培育和转化优势提出的。通过实施这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八八战略”这一恢宏蓝图以及构建这张蓝图的创新理论,让进入新千年门槛的浙江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新征程。15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浙江大地发生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2002年至2016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从8004亿元增加到46485亿元,年均增长10.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6978元增加到83538元,年均增长9.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16元增加到4723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40元增加到22866元,年均增长分别为8.1%和8.0%。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34万亿元,同比增长8%。

    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车俊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八八战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孕育的种子,在浙江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了丰富的浙江实践。

    从“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习近平在浙江的战略布局、重大改革发展举措及创新实践经验,就是这些国家战略和重大决策的源头活水。

    从浙江到中央,从“八八战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脉相承的探索,清晰地展现了习近平总揽全局的博大政治胸襟和高超执政智慧。

    “两山”拨开发展“迷雾”

    与“八八战略”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同样深刻改变了浙江,影响了中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年8月15日,是习近平在安吉余村提出这一科学论断12周年。这也是他在浙江一个广为人知的重大理论创新。

    青山依旧,绿水长流。尽管已经过去了12年,时任余村村党支部书记鲍新民依然对那一天记忆犹新。当时,他向习近平汇报:村里以前办矿山、水泥厂,经济富裕了,却污染了环境,不久前刚刚关掉了一些,已经着手复绿复耕了,看来以后要靠生态旅游、农家乐,靠着青山吃青山了。听了他介绍的情况,习近平对余村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鼓励他们继续朝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紧接着,习近平还说了此后将深刻影响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番话:

    “生态资源是这里最宝贵的资源,应该说你们安吉做得很好,能感受到,你们今后要真正扎扎实实走一条‘生态立县’的道路。既然要‘生态立县’,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什么都要。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增长不是发展。反过来讲,为了使我们留下最美好的、最宝贵的,我们也要有所不为,也可能甚至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这就是要在经济结构上,舍去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高能耗产业……一定不要再去想走老路,还是迷恋过去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刚才你们讲到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就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天后,《浙江日报》头版的《之江新语》栏目刊登了一篇文章:《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浙江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追求怎么样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0多年来,生态优势已成为推动浙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无论在国内主持重要会议、考察调研,还是在国外访问、出席国际会议活动,常常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不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写进了十八大报告。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把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写进文件,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路径。

    ……

    10多年来,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创新点燃的“美丽浙江”星星之火,已蔓延华夏大地,形成建设“美丽中国”的燎原之势。

    “两点论”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仔细研读《之江新语》,可以发现辩证唯物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也是习近平理论创新的一大特色。这些看似“三言两语”,折射的都是大智慧、大胸怀、大格局。

    习近平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经常通过相对应的一组事物来阐述自己的执政思想。他经常教育浙江各级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要坚持唯物论,使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找平衡点,不能顾此失彼,不能绝对化。

    “两点论”的辩证法,在《之江新语》中出现多处:《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说的是政府、市场“两只手”的关系;《从“两种人”看“三农”问题》,论述了如何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处理好居民、农民这“两种人”的关系;《两条腿走路好》,辩证阐明了内资、外资如何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要“平安”,不要“平庸”》,通过两个“平”字的不同内涵,指出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分别论述“两种事”,讲的是“团结艺术”;《“潜绩”与“显绩”》,通过两种“绩”阐述正确的干部政绩观;《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一文,则指出了唯票、满票这两张“票”的错误倾向,提醒要科学地选人用人;《虚功一定要实做》,运用虚功、实功两种“功”,传授了自己的工作心得;《要“干事”更要“干净”》,巧妙地通过两个“干”字,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娓娓道来……

    2004年7月15日,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两个《条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谈到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时,习近平脱稿给干部算了“三笔账”——利益账、 法纪账、良心账。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仔细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这“三笔账”。现在领导干部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组织上还给了许多必要的工作待遇和生活待遇,退休后还可以享受医疗、养老等保障。细细算起来,得到的已经是很多了,应该十分知足、十分珍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不起诱惑,违背原则,以权谋私,到头来锒铛入狱,前程尽毁,声名扫地,实在得不偿失。这账算得实在,又触及人的灵魂。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要内容的“三严三实”,正是对这“三笔账”的升华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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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1月25日,习近平参加全省“山海协作”工程系列活动开幕式暨合作签约仪式。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制度创新“向心力”

    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

    “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在很多人眼中,浙江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创新”。

    “浙江的活力之源,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经常强调体制机制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度创新,实实在在地释放出改革红利,在更广范围内激发和调动千万群众的创业创新积极性。

    为全面落实“八八战略”,习近平以一年一个主题的节奏,亲自制定实施了“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生态浙江”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在制度层面探索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有力地推动了“八八战略”的贯彻落实。

    这些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地体现了治国理政谋篇布局的系统性和创造性。从中可见,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在中央,习近平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层面的思考与实践,的确是一脉相承的,浙江是重要的源头和萌发地。

    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一只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一只是市场无形的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离不开这两只手,关键是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政府腾出更多的精力抓服务,市场的这只手壮大了,政府也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面对浙江民间蓬勃有为的创新创业热情,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他经常对外地来浙江考察的同志讲,有人说,浙江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但是老百姓经济并不是说党委、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恰恰是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稳步推进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浙江的市场化程度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这“两只手”重要思想,后来还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定中更加鲜明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关键的科学论断,而浙江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指导性和预见性。

    “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发展的一大特色。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他深谙民营经济发展规律,深知民营企业所需所盼,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亲自设计了路线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八八战略”中,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四个不限、四个有”,即不限制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法、经营规模,使个私经营者在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惠、事业上有作为。

    “民营经济是浙江活力所在,是浙江的品牌;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几乎每次到民营企业调研,习近平都这样为企业家们鼓劲加油。更让大家暖心的是,习近平在浙江下基层调研时,总是要到民营企业走走,看看经营现状,问问有无困难,听听企业呼声。到省外交流、考察,甚至到国外访问时,他也不忘去看望慰问浙商,并一起交流座谈。2002年12月下旬,习近平首次到台州考察调研时,就表示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服务力度,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再创民营经济发展新辉煌。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还亲自领导制定了《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等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民营经济“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2006年1月,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又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作了明确规定。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别委员联组会时,首次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把握好“亲”“清”两字标准。其实,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对政商关系作了深入思考,多次指出,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亲商、安商、富商;另一方面,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走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走访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留下了无数口碑载道的佳话。

    过往的画面历历在目。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大鹏至今难忘,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先后6次到康莱特调研。刚来浙江工作不久,习近平就来到了康莱特。“当时,习书记听了我的汇报后,就鼓励我们企业要创新。”李大鹏回忆道,最让他感动的是,即使到中央工作以后,习总书记依然关心浙江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关注着康莱特的发展。2012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到浙江代表团看望代表时,专门同李大鹏交谈,询问公司的创新发展情况。“习总书记鼓励我要积极创新,研发的药品要成为国际领先。”李大鹏说,公司主导产品“康莱特注射液”便是创新的产物,是国家重点新产品,拥有国家自主知识产权,是目前国际上理想的肿瘤治疗药物之一,已获得10多个国家的专利证书。通过不断创新,该产品的年销售额从最初的两亿元增长到现在的20亿元,今年的目标是30亿元。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康莱特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几款市场前景广阔的新产品正在临床试验中。

    针对浙江资源紧缺、环境容量小等制约,习近平提出不仅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而且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充分发挥浙江人敢闯天下的优势,在大力引进各种要素的同时打到省外去、国外去,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实现更大发展。习近平形象地以“地瓜理论”比喻道,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主动走出去,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观其成。”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浙商,已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挤压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公平竞争环境。

    2006年初,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更难得的是,浙江形成了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比翼齐飞、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局面。”

    截至今年6月底,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0066亿元,同比增长6.4%;净资产4007亿元,同比增长9.4%。特别是物产中大集团,这些年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连续7年入围世界500强,且排位稳步上升,目前位列348位。

    “两张表”里的大平安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对于“平安浙江”的整体规划,彰显了习近平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非凡洞察力、决断力和运筹帷幄的大局观,以及在制度上抓创新、抓落实的工作特点。

    在富裕后实现安定,在多元中求得和谐,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浙江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作为长期处在中国改革发展前沿的浙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先成长先烦恼”的发展境遇,预示着浙江更早进入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对此,习近平调研了一个又一个县,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始终保持清醒认识。2003年9月23日、24日,习近平来到宁波奉化和鄞州考察,走村访户、进企业下车间,听呼声、摸实情。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处于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这样一个“门槛”,很多别的地方没有遇到的问题浙江往往最早遇到。我们既面临“成长的烦恼”,同时也要解决“先天不足”的问题。很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又显现了。为什么浙江生活那么好,还会出事故?这说明你这个地方不光要经济发展好,还有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在这一前瞻性思想的指导下,习近平提出了建设“平安浙江”。在“平安浙江”战略提出之初,习近平就明确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仅是治安好、犯罪少的狭义“平安”,还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平安”;突出强调了“大平安”的基本战略布局,而且采取了与社会治理理念高度契合的系统举措,这些举措不仅诠释了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更为今后的“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从“小治安”到“大平安”,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直面“成长的烦恼”的又一重大决策。而坚持把浙江特色的“大平安”这张蓝图一绘到底,也使浙江从此走上了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的和谐发展大道。

    把浙江的优势凝铸成制度的底座,把现实的问题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基层调研时,习近平敏锐地发现,各地只有定期经济形势分析,而没有平安形势分析,必须要改变这个局面。接下来在“平安浙江”框架设计中,习近平高度重视创新平安机制建设:建立党委常委会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制度,像经常分析经济形势那样经常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出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应急机制建设等新法规;积极探索和总结推广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等富有创造性的做法;他总结和推广的武义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全国首创,还被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浙江省平安市、县(市、区)考核办法》,每年修订评审条件,严格考核奖惩,既在统计报表上体现平安,更在群众感受中体现平安,努力创造群众真实感受到的平安,真正认可、满意的平安。

    同时,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还建立健全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等制度。全省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一直保持在97%以上。

    关于“平安浙江”,习近平经常说起的是“两张表”。每年底,各级领导干部考核时,除了看“经济成绩单”,还有“平安成绩单”;然后,再签下来年的“军令状”。这在浙江,如今已经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

    习近平身体力行,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干,持之以恒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作为“平安中国”先行先试的省域样本,浙江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因为发展而成为一片热土,也因为平安而成为一片乐土。

    精心铺设“法治轨道”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

    在建设“平安浙江”的同时,“法治浙江”建设也提上日程。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明确提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一些地方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责任在法治建设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以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客观需要,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创新之火花,恰恰是长期砥砺实践的结晶。2005年上半年,习近平亲自组织了有关“法治浙江”建设的重点调研课题。他不辞辛劳、夜以继日深入山区和海岛进行专题调研,还多次到企业、学校考察和听取意见。随后省委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以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为载体,努力建设民主健全、法治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法治社会”。

    2006年4月25日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率先启动“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

    是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连发多篇关于“法治”的文章:《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在这些文章里,习近平从多个层次和维度,把“法治浙江”讲深讲透,如“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

    沿着习近平设计的“法治轨道”,这些年来,我省一以贯之地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在推进依法执政、人民民主、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普法宣传等方面不断探索前行,法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同时,浙江各级党委对法治建设的领导驾驭能力显著提升,依法执政水平显著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不断增强,“法治浙江”建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越来越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继续发挥先行示范作用,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浙江经验和浙江智慧。

    规矩不能当“儿戏”

    “为官避事平生耻”“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这也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并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采取了不少“硬”举措。

    2007年是浙江省委确定的“作风建设年”。那年2月25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会议。

    会上,习近平提出要着力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大兴学习之风,完善学习制度,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深化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方式,深化政务公开制度;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进一步改进会风和文风,坚持和深化领导干部下访、约访等制度;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不得搞层层陪同,推行自助餐或者便餐、快餐;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厉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但身体力行抓作风建设,还持之以恒地建立完善了一系列关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的制度。

    早在2005年,在习近平主导下,浙江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十项规定,以省委常委的表率示范行动,大力弘扬亲民务实、勤政廉洁、开拓创新的作风,明确提出“从严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省委常委一般不出席部门和地方召开的会议”“切实精简文件,省委常委带头执行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严格文件阅批程序”“切实减少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省委常委参加涉及全局工作的重要会议和活动,可根据新闻价值摘要报道,几位省委常委同时参加的,作一次综合报道,并按有关规定严格控制报道篇幅”“切实做到轻车简从,省委常委下基层调研,严格控制随从人员和车辆,不搞层层陪同”“大力减少应酬活动,省委常委一般不出席纯属礼仪性的活动,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和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最多、最深刻的问题,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并且亲力亲为抓八项规定的落实。这与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狠抓作风建设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政治定力。来浙江工作后,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下乡不要搞层层陪吃,他自己带头吃自助便餐。那时候推行自助工作餐的做法很少。习近平提出后,有的工作人员还不理解。他说:“以后其他领导都要这样解决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作风的转变,不仅能改变吃喝之风,同时也节省出时间多跑几个点。”

    有一次习近平下乡调研,虽然此前省委规定了领导下乡不能搞接送,但是有位地方主要领导依然出现在高速公路出口。远远地,习近平看到了,在车上就提出严肃批评,并嘱咐司机不要停车。随行的省委秘书长建议,人都来了,还是让他上车吧。司机这才慢慢停下来,让前来迎接的地方领导上了车。

    “你来干什么?”习近平一脸严肃。

    这位领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

    “你以为省委下发的文件是儿戏吗?”

    “正好上午有空……”

    “你有空不能接待上访群众?不能批阅几个文件吗?”

    就在习近平和地方干部的一问一答中,周围的人感受到了习近平狠抓作风钉是钉、铆是铆的决心。

    这次“风波”之后,习近平要求省委办公厅对作风建设相关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彻底督查。他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了解,有没有听说其他领导下基层时,地方上违反规定来高速出口迎接的?他反复强调,抓作风要有“钉钉子”精神,必须一抓到底。

    正如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经常说的:“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关于作风,习近平不但以“钉钉子”的精神常抓不懈,而且抓得很实、很细。比如,关于整治“文山会海”和规范领导活动报道,习近平就多次亲自授意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规范,并率先垂范、做出表率。

    2003年5月,《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实施意见》要求在精简领导同志活动和会议报道的同时,进一步改进新闻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多报道基层典型,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2004年,省委、省政府又对提高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提出了要求,决定大力精简文件,切实提高公文处理质量和效率,以解决文件多、简报多和公文办理不及时等问题。

    “小事”着眼制订“大制度”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习近平正是从这样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入手,身体力行地告诉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当表率、“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并通过“小事”着眼,制订“大制度”。就这样,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建立的“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政策文件”“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实施意见”“领导干部下访”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激浊扬清,影响、重构了浙江的政治生态。

    2005年浙江省委的“十项规定”第一条提出,坚持基层联系点制度,每位省委常委都要确定基层联系点,每年到联系点和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解决基层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同样开宗明义提出“要改进调查研究”。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调研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一直坚持的优良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习近平在2003年初就主导制定了浙江省委《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对加强调研作出了硬性规定:“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要有两个月和3个月时间下基层调研,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写一至两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领导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省级领导干部每年至少到联系点两次,市县领导干部要与基层点保持经常联系。”

    习近平是制度规矩的坚定执行者。从踏上浙江大地那一刻起,习近平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群众在党员干部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这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与基层群众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下基层调研,习近平必定会进村入户,走企业下工地,跟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聊天,与一线工人农民心贴心交流,实实在在地了解民情,倾听民声。

    调研中,习近平特别重视群众工作,真心倾听基层同志的意见。他经常和身边的干部讲,不要小看座谈会,对村干部和村民来说,可不是小事,一定要让他们在会上都有发言的机会。“如果参加了座谈会却没发言,回去后,大家问了,省委书记来开会你讲了什么?他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宁愿自己休息时间少一点,也要多听他们讲,向他们请教基层情况。越是基层来的,越是要让他们讲。”因此,习近平在基层调研时开的座谈会,往往是中午开到12时多,晚上开到7时多。会上,习近平总是要让基层群众个个发言,而且频繁地和他们互动交流。

    2006年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来到海盐县通元镇雪水港村召开座谈会,调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会上,他看到基层干部很紧张,就对一位村支书诙谐地说:“当村支书你在村里是‘一把手’,家里是几把手啊?”看到省委书记这样和蔼,气氛顿时放松,话题由此打开,基层真情民意也自然而然地尽在掌握之中。

    下乡调研点多,习近平看得又仔细,经常误了吃饭时间,这时,地方上的同志往往提出来,最后一个地方不要去了。习近平都会拒绝,还告诫大家:这样是不行的。人家听说省委书记要去,老百姓翘首以盼,我们说不去就不去,老百姓不是要骂娘吗?于是,大家都饿着肚子继续跑。这种为工作没日没夜、寝不安席、食不知味的状态,对习近平来说是常事,下乡调研常常都是利用晚上时间赶路。他还在车上和大家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游击队’,趁着夜色急行军。”

    作为沿海地区,浙江台风多发。习近平不但未雨绸缪地抓好防汛防台机制建设,还亲自到台风一线指挥、督察防台和灾后重建工作。难忘2005年7月下旬,台风袭击浙江,习近平亲自带队赶赴重灾区温州慰问受灾群众,在风雨中艰难跋涉,衣服裤子都淋湿了。在苍南观美镇,晚上7时多,习近平还一户户看望灾民,检查避灾点,亲自到食堂查看灾民吃得怎样。因为后续行程去平阳,路上还要一个小时,陪同的温州市负责人建议,先回市里吃饭,明天上午再去平阳,习近平严肃地说:怎么只想到自己回去吃饭,灾民有没有吃,有没有安顿好,我们不去看一下能放心吗?习近平坚持赶到平阳,慰问了许多灾民和种粮大户,接着又到瑞安查看电网抢修现场,回到市区已经过了晚上10时。习近平和大家一起匆匆吃了点自助餐,就召开抗台救灾情况汇报会,开完会已过半夜12时,第二天一早,又赶回杭州召开省委全委会。

    习近平亲自倡导的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更让浙江干部深受教育。不要等老百姓自己“找上来”,党员干部要主动先“跑下去”。有一年,习近平带队去江山考察,路经江郎山下,大老远看到一名妇女坐在路边。他走过时,这名妇女突然站起来,当场拿出一纸告状信。当地领导很紧张。习近平从容地接过一看,是反映土地征用问题的。他交代地方领导要好好了解,尽可能依法依规给予解决。他还当场指出,既要发展,又要维护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好”。2005年6月,习近平到武义县后陈村调研,一下车就有位老人上访,当场递送材料。习近平接下材料,亲切地对老人说:“这个我带回去看,一定会给你答复,现在先忙工作,你看这样行不行?”老人很感动,当场要下跪。习近平赶紧扶起老人说:“千万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人离开后,地方上的干部很紧张,害怕挨批评。习近平说:“不要紧张,这些情况,其他地方也有的,我当县委书记时也碰到过,没关系。有上访,要实事求是了解,能解决的,就要解决;即使不能解决的,也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如果该解决的不解决,这就有‘关系’了。”

    这样以真心换真情的故事,还有很多。

    为亲身感受嘉兴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带来的变化,2004年3月23日,习近平坐上嘉兴的城乡公交车,“微服私访”。当天的驾驶员沈水根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依然十分激动。他回忆道,习近平这位“特殊的乘客”从101路公交车始发站嘉兴市火车站上车,至凤桥三星村公交站下车,并现场考察了101路三星村站点公交线路牌。当乘客反映余新镇与乍嘉苏高速公路接口处人来车往,希望安装交通红绿灯时,习近平当即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方便群众。

    习近平有一个重要观点,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强调,干部要跟着群众跳火坑。“我们的政策再好,如果不被群众理解,也难以贯彻执行。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里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走。群众跳,你不跳,干群关系就疏远了。你一起跳,感情上拉近了,工作就好做了。”

    不但“身入”,更重要的是“心入”。习近平对基层干部群众深沉的爱,在他的深邃思考里,在他的举手投足间,也在一个个让百姓真真切切得实惠的“红头文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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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1日,习近平在温州温福铁路飞云江大桥建设工地调研。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科技创新“生命力”

    建设绿色浙江、数字浙江、信用浙江,不但要靠体制创新,更要靠科技创新,通过狠抓“第一生产力”来落实“第一要务”。

    ——习近平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加强科技创新,尤其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一再强调的。

    2006年3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浙江省自主创新大会,在全国率先作出了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省份的战略部署。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轰动。会上,习近平指出,当前,我省进入了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时期,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在发展中仍是短腿,是瓶颈,是薄弱环节。同时,习近平还提出要组织实施“八大科技创新”工程,突出抓好具有基础优势、代表发展方向、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技术领域,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和跨越发展。

    “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2003年4月28日,习近平考察国家海洋二所、省农科院、杭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管理中心等单位。他一边认真看,一边仔细询问,并与科技人员面对面进行交流,还听取了省科技厅、省科委等工作汇报。

    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来,我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各国综合国力竞争和区域间的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地区间、省市间的合作与竞争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展开。

    “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加快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科学技术切实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推进我省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习近平在座谈时谆谆教导大家。

    紧接着,习近平到全省各地的一些科研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作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调研。

    “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习近平曾在各个场合多次提及。

    “习总书记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开展科技创新工作,将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的科技创新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好。”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深有感触地说,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科技创新大省,科技创新始终有一股强大的“第一动力”。目前,浙江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5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第3位,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居全国第4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8.6%。这强大的“第一动力”,来自习近平科技创新的重要思想。

    在浙江这片热土,一项项科技创新的成果从纸上落地,既成就了科研人员,也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以及创新驱动战略的强力推进。

    2002年,习近平到任浙江不久就参加了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开启活动,表现出对这一在全国首开先河、用网络促进经济与科技结合的新生事物的由衷赞赏和大力支持。正是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在全国率先建成了网上技术市场。

    如今,浙江网上技术市场经过10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技术淘宝网”,形成由1个省级中心、11个市级市场、94个县级分市场和高新园区分市场、29个专业市场组成的省市县一体化信息发布平台。2014年底,浙江还建立了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共享”五位一体的省级实体科技大市场;2016年8月,建立了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同时,浙江各市县建立了51个特色实体科技大市场,实现了技术成果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交易服务模式。

    2017年9月6日,浙江科技创新再出“大手笔”,由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出资打造,以网络信息、人工智能为研究方向的之江实验室,在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挂牌成立。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表示,要将之江实验室打造成为汇聚全球科研人才的开放型创新基地,跨学科集成的平台型创新基地,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于一体的枢纽型创新基地。

    “省校合作”引入“超级大脑”

    在浙江,有这么一家不同寻常的研究院,从合作意向洽谈,到正式签约,乃至奠基仪式,都是习近平全程亲自谋划决策,它见证了习近平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战略之重视,更体现了这位高瞻远瞩的领袖矢志不渝推进创新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浙江曾是一个科技资源小省,尤其是高校资源贫乏,缺少大院名校,而企业又对大院名校科研成果有迫切需求,这是长期制约浙江科技创新发展的短板。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一直琢磨着,如何将这看似有限的资源无限拓展。与省外大院名校合作,便成为习近平的首选。

    2003年3月17日,习近平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清华大学,商讨合作事宜。初步成果很快显现,就在这一年的12月31日,浙江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约共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在签约仪式上,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周海梦“火线履新”,被任命为研究院首任院长。2004年春节刚过,周海梦等7人来到嘉兴安营扎寨,搬进了临时办公场所。

    “习书记对研究院的发展极其关心,亲自过问,随时听取研究院的发展进程情况,还多次来实地调研。从谈合作到签约,再到审批手续,这么大的项目,进展速度非常快。”周海梦说。

    2004年3月23日,这个日子周海梦至今印象很深。那天,习近平来到嘉兴,特地去看了研究院选址的地方。

    虽然还只是一片空地,但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地看了又看,并和科研人员交谈了许久。他说,知道大家现在条件很艰苦,但是希望大家暂时克服一下,加快工作进度。

    2004年上半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土地冻结半年。研究院总部创新大厦的建设规划工作也没有停止过。年底“解冻”后,项目立即进行审批,很快就获得通过。2005年4月10日,研究院总部大楼——创新大厦举行奠基仪式,习近平亲自赶到嘉兴参加奠基仪式,并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起为大楼揭牌。

    从初建院时的7个人,到2008年新大楼落成时的近百人规模、体系完整的科研管理团队,这其中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习近平的大力支持和殷切关心。周海梦说,即便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依然心系研究院的发展。2008年10月,习近平到嘉善考察调研,专门去当时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设在嘉善的生物技术医药研究所调研。

    那天,调研结束下楼后,习近平颇有感触地对大家说:“当年研究院创建时和总部大楼奠基时我都来过,这次看到研究院发展很快,成果已经显现,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感到很高兴。现在看来,我们引进清华研究院是正确的,选择落户在嘉兴也是正确的。”

    “这个选择太正确了!”回想当年的场景,周海梦心情依然激动。

    此言不虚。以研究院为依托,嘉兴还专门规划建设了嘉兴科技城。截至去年底,该科技城累计建成研发、孵化基地超40万平方米,入驻企业560多家,拥有国家级孵化器1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个。今年6月,嘉兴科技城被评为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2014年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成立10周年之际,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习总书记仍然惦记着研究院,他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10年来的探索实践证明,省校合作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有效模式,希望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不断巩固省校合作成果,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把长三角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载体,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与清华大学共建长三角研究院,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开展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等工作,推动了浙江科技进步与创新呈现突破式发展态势。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遍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习近平的引领下,浙江各地也以引进团队式、高层次人才和核心技术为重点,与国内外大院名校共建各种形式的创新载体。在宁波,当地已累计引进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和西电宁波信息技术研究院、中电科宁波海洋电子研究院等产业技术研究院65家,预孵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500余个。

    狠抓“第一生产力” 落实“第一要务”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无论是大会小会,还是考察调研,多次强调“必须深刻认识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他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浙江要保持原有的领先地位,并进一步加快发展,要成为经济强省、文化大省,建设绿色浙江、数字浙江、信用浙江,不但要靠体制创新,更要靠科技创新,通过狠抓“第一生产力”来落实“第一要务”。

    在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新昌县委书记邵全卯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代表发言。新昌有何过人之处,为何能脱颖而出?邵全卯说,其实,新昌也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2005年7月4日,由于化工产业无序扩张,给新昌江造成污染,酿成群体性环保事件。那时,新昌几家主要原料药生产企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事件迅速得到妥善处理,但也付出了代价。

    新昌该往哪里去?困顿中的迷茫一时笼罩在新昌人心头。邵全卯说,就在这关键时刻,习书记来了。他在跟当地干部群众座谈时明确指出:“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协调的发展。”

    习近平的一番话,为新昌指明了方向——在发展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随即,一场力度空前的整治环境促产业升级的活动在新昌展开。如今,新昌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80%以上。2006年至2016年,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近3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从2012年的38.2%增长到2016年的49.6%。新昌发展方式正由要素驱动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越来越强。

    分管科技的原副省长毛光烈深有感触地说,新昌的华丽转身,正是浙江建设创新型省份的一个缩影。

    2002年挂牌的杭州高新区(滨江),可谓是浙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试验田”。在习近平的亲自关怀下,遵循“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发展理念,滨江不依靠土地财政增加收入、不依赖招商引资发展产业,而是按照内生培育、自主创新的思路,大力引进人才,不断优化创业创新环境,通过区域整体“腾笼换鸟”,实现整体“凤凰涅槃”。目前滨江区80%多的GDP、70%多的财政收入是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的,在国家级高新区中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两项排名均高居第二位,技术创新核心指标达到了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水平。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多次去浙大调研,“创新”几乎成为每次必谈的话题。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专门建立了省领导联系高校制度,他还亲自带头坚持每年为大学生作形势报告。

    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曦曾担任省委秘书长,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个年头,他感触很深。“前后几年,我直接聆听习书记对浙大和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直接感受到他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创新知识、服务社会和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所作的一系列深刻思考,特别是对浙江大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殷切期望和对师生员工的殷殷关怀之情。”张曦说。

    2007年元旦上班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习近平第18次来到浙大。“想来想去,新年伊始,我的第一个调研活动就安排到浙大,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浙大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浙大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实验室边看边听后,一落座,习近平便这样说道。

    在浙大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脑机系统实验室,习近平看得认真,问得仔细,还就有关问题与实验室技术人员进行探讨。他边走边说,创新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浙江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坚持创新不停顿,扎实工作不松劲,加快建设一流学科、创造一流的成果、实现一流的效益、造就一流的人才,在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骨干作用和引领作用,努力实现向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的新跨越。

    习近平鼓励浙大人充分发挥浙大多学科综合优势,使浙大成为创新文化研究和传播的基地,把创新思想、创新意识及创新文化移植入企业和社会各界,为构筑全社会的创新文化作出贡献。他还殷切希望浙大,要坚持以创新带动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把创新实践活动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走一条创新型教育之路。

    对于浙大的发展创新,习近平始终十分关注。在浙江工作的6个年头里,他就浙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问题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对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成果多次致函表示祝贺:

    2003年11月25日,习近平发贺信,祝贺朱位秋、黄宪两位教授当选中科院院士;2004年,在丽水召开的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系列活动会议期间,习近平专门接见了由浙大等单位选送的科技特派员代表,并与他们亲切交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在2004、2005连续两年承办国家商务部“反贫困问题高级研修班”项目,习近平给予高度评价;2005年4月12日,习近平专程到毛江森育苗公司调研,肯定浙大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科技人员科研创新积极性,并鼓励毛江森院士专心致志多出科研成果、造福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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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14日,习近平在金华市经济开发区深入企业车间调研。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文化创新“软实力”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习近平

    文化软实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政策并无特殊、陆域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范生”,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量,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于浙江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在于浙江人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改革创新的人文精神。

    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创新带来的巨大力量。“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在《之江新语》的《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习近平这样写道。翻阅《之江新语》,“文化”是个高频词,出现了160多次。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湖烟湖雨荡湖波。秋日的南湖,秋风徐徐,微波粼粼。2002年10月22日,嘉兴南湖迎来新上任的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而那天正是习近平履新浙江的第11天。

    “南湖是全国的南湖,红船是全国的红船,甚至应成为国外友好人士研究我们党史的基地。这是活生生的革命传统,年轻人容易淡忘,革命传统教育十分重要,要不断扩大影响。”习近平在瞻仰南湖“一大”会址时如是说道。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红船精神,指出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这篇文章还专门阐述了弘扬红船精神与实施“八八战略”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指出:“要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努力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前列;强调要在红船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不断强化前列意识,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努力为全国大局作出积极的贡献。”

    “习书记提炼的红船精神,科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洗雪耻辱、实现百年复兴精神的源头。由红船精神源起的一系列伟大革命精神一脉贯通,不断发展,汇聚成团结强大的民族力量,成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宝贵精神财富。”曾担任南湖纪念馆馆长的张志松深有感触,作为研究红船精神方面的专家,他和同事撰写的《红船精神》一书,对红船精神的提出与渊源、历史地位、史学内涵及其教育实践做了全景式梳理叙写和概括论述。

    2016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初心”在哪里?就在南湖红船里。“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

    与红船精神相辅相成的是浙江精神。

    2006年2月5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强调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这是对浙江精神的继承与创新,更是对今天的鞭策和对明天的引领。

    在这篇文章里,习近平开宗明义地指出:“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浙江精神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7年后的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而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也指出,红船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浙江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

    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提出并深刻阐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这块占全国1.1%的土地上,创造了占全国6.2%的经济总量,靠的就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这是全省上下实施“八八战略”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也必须依靠这种精神。G20杭州峰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浙江干部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是习总书记对浙江人民新的嘱托与期待,是浙江人民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与精神状态,也是贯彻落实“八八战略”,再创浙江辉煌的新使命与新要求。

    从红船精神到浙江精神,体现了习近平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邃思考和远见卓识。

    “文化是灵魂”——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经常强调的这一思想内涵,十八大以后更是经常体现在其重要讲话中:“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洞察文化创新的深刻内涵:“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正是由于习近平对文化自信以及文化创新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早在2005年7月28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眼于不断增强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在认真总结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经验和启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部署,持续不断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的文化创新伟力。

    循着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勾画的蓝图、指明的方向,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在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基础上,接力提出建设文化浙江,并将其放在推进实现“两个高水平”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加以谋划部署,赋予浙江文化建设、文化创新以新的内涵和使命。

    后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的这句古语,创新是他主政浙江的一条主线;创新也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思考。

    其实,只要仔细研读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的两部著作,就不难发现:

    《之江新语》,精髓就在于一个“新”字;署名“哲欣”,寓意在“浙江创新”;《之江新语》全书60多处提到“创新”一词;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紧扣一个“新”字,全面反映了习近平对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战略思考和实践探索。

    面对新的征程,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浙江将继续坚定不移沿着习总书记亲自谋篇布局的“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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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篇
  •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 山呼海应新引擎
  • 城乡一体新气象
  • 物质精神新境界
  • 军民融合新局面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协调篇
    浙江在线记者 张燕 应建勇 裘一佼 翁浩浩 夏丹 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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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19日,习近平在温州市平阳县南麂岛调研深水网箱养殖工作。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7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燕 应建勇 裘一佼 翁浩浩 夏丹 杜博)“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是华夏儿女千百年来的恒久守望、执着梦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承诺。决胜全面小康,习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一个也不能少”,这是浙江干部群众多么熟悉的叮咛!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带领全省人民,谱写了一曲协调发展的恢弘乐章:既要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也要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既要城市昌盛,也要农村繁荣;既要鼓口袋,也要富脑袋;既要地方兴旺,也要强军兴武……奔向全面小康之路上,浙江秉承“一个也不能少”的理念,统筹推进各领域协调发展,由此成为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之一。

    山呼海应新引擎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习近平

    山与海,是浙江最直观的地理风貌,但很多时候,山与海却阻挡了人们走向富裕的脚步。

    进入新世纪的浙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但省域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无法忽视——丽水市、衢州市和舟山市,地域面积占全省的27%,人口占全省的13%,经济总量只相当于全省的10%,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沿海发达地区的50%左右。全省当时还有26个欠发达县和300多个欠发达乡镇。

    在充分调研后,习近平一句话把准了问题的关键:“目前我省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

    他提醒全省干部群众:“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注重抓“两头”,把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这是统筹区域发展的核心。

    2003年7月,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首次系统提出“八八战略”,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习近平的指挥和推动下,“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工程”等工作同步推进,浙江开启“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宏大工程。

    念好“山海经”

    在浙江的山海之间,如果用直线将临安清凉峰镇和苍南大渔镇连接起来,出现的是一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分割线——“清大线”。直线西南侧,群山绵延,耕地稀缺,包括丽水、衢州全境以及杭州建德、淳安,温州苍南、泰顺等县市的部分区域,是我省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核心区块;直线东北侧,水系纵横,土壤肥沃,集聚着自古繁华的杭嘉湖绍平原及甬台温等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趋好。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障碍。

    如何跨越“清大线”?让人口由相对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资金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在宏观层面促进对流。2002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将沿海的发达地区与山区的欠发达地区“结对捆绑”起来,实现优势互补。2003年7月,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进一步强调,要看到丰富的山海资源优势,念好“山海经”。

    曾在省协作办工作多年的夏炳荣回忆,“在响应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号召的同时,浙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开始了一场名为“双转移”的行动,即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在编制出台文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欠发达地区基本在山区,发达地区基本在海边,于是就有了‘山海协作’这个名字。”回忆起这段与山海打交道的时光,夏炳荣依然激动。

    习近平对“山海协作工程”十分重视。2002年11月,习近平就以代省长的身份主持了浙江“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会上,省内部分发达县与所有欠发达县开展结对帮扶。2002年11月26日,习近平接任省委书记后第一次到市县进行调研,就到了浙西南的丽水市。

    2003年到2006年间,习近平参加了每年召开的“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并就推进山海协作发表重要讲话。

    在2003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提出,“山海协作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

    “2004年的‘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我印象很深,会上习书记对‘木桶理论’作了解释,他说‘这好比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这既需要发达地区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尽力帮助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更需要欠发达地区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习书记的思路清晰、说理深刻,让人很振奋。”参加过当年会议的夏炳荣说。

    2005年,习近平提出“努力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2006年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山海协作工程’是把欠发达地区培育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效抓手”,“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这项工程”。

    浙江的“山海协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而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优化,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携手共进式协调发展。

    在城市布局上,强调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及其他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在先进制造业布局上,强调环杭州湾产业带和温台沿海产业带的要素集聚,优化金衢丽地区生产力布局。同时强调,向山,浙西南地区重点发展生态工业、农业和旅游业;向海,舟山等海岛地区重点发展海洋经济。

    山与海携手同行,不仅为“山”这一边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也为“海”那边拓展了发展新空间。山呼海应、共同发展,形成良性发展的生动局面。当时,丽水、衢州许多工业项目都是省内发达地区转移过去的。

    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的变迁,浓缩了当地在“山海协作工程”引领下跨越式发展的历程。

    2002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衢州市考察调研时说,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跨越式转变,“不进则退、小进慢进也是退”,并提出“强化园区集聚”。2003年7月,习近平在衢州调研时说,衢州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后发优势,要着重抓好工业园区建设。

    位于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内的红五环集团,从1997年靠生产每台只卖上千元的风动工具起家,到如今已成为国内压缩机、凿岩机械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而最让红五环人自豪的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两赴企业调研。

    2002年12月,正值辞旧迎新之际,习近平第一次去企业调研。当时,企业名称还叫浙江红五环机械有限公司,占地不到60亩,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厂区。2005年9月6日,习近平再次去企业考察,并对企业通过新型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习书记百忙之中两次来调研,更坚定了我们借力山海协作加快发展的信念。”红五环集团董事长苏勇强说,2005年,集团把重要零部件供应商宁波康达机械有限公司从宁波市鄞州区引入衢州,既进一步提升完善了公司产业链,又用康达公司的先进技术带动了衢州本地的制造业和就业。“我们给新成立的公司取名浙江山海机械有限公司,也寓意山海协作的美好前景。”而今,红五环集团总注册资本2.45亿元,控股10家子公司,占地面积500余亩,拥有员工1200余人。

    十年磨一剑。2012年10月,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国家级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衢州综合物流园区“四区合一”,全新的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挂牌运行。去年,集聚区对接高端主体和科技创新的前沿窗口——衢州海创园、上海张江(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等投入运营,集聚区迎来了全新发展机遇,为衢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如今,在衢州,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所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已占全市新增生产总值的35%左右。

    浙江的“山海协作”成效明显。2015年,浙江26个县摘掉“欠发达”帽子,松绑GDP考核。2015年底,省政府制定了“十三五”时期深化山海协作的目标任务,切实增强26个县生态经济“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努力推动26个县与经济强县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目前26个县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多已超过全国县域平均水平。

    仅2016年,浙江共实施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541个,到位资金522亿元。其中,八大万亿产业和特色小镇项目369个,到位资金290亿元,占全部到位资金的55.6%。

    浙江的“山海协作”仍在继续升级。今年以来,各地分别与对口市县启动了新一轮协作,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教育、金融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携手抢抓新的发展机遇,造福百姓。

    其实,当年习近平心中的区域协调,不只是浙江的山海协作,他还一直关心着浙江对口支援的中西部地区。采访中听到的一件事让记者深受感动。2002年习近平刚来浙江,便让省协作办负责起草八封书信,分别发往浙江对口支援的西藏那曲、新疆和田、四川广元和南充、重庆涪陵和万州,以及贵州的黔东南、黔西南,明确表示浙江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做好对口地区的帮扶工作。2007年习近平调离浙江主政上海,他依然牵挂着浙江结对帮扶的这些地区。在他的心中,装的是整个中西部的发展,是整个华夏大地的协调发展。

    “做好海洋经济这篇大文章”

    浙江向东,就是大海。6500公里海岸线,全国第一。21世纪之初,世界上许多国家加快向海洋进军的步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沿海省市如上海、辽宁、山东、福建等都在大力推进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掀起了一轮发展海洋经济的热潮。

    “我喜欢海边,喜欢海岛,尤其喜欢舟山。”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舟山考察时深情地说。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13次来到舟山,足迹遍布大小岛屿。

    喜欢背后,是一个深沉的梦想;站在舟山,放眼的是太平洋、是世界。2003年1月6日,习近平第一次到舟山时就说:“我长期在福建工作,对海的印象很深刻,也很有感情。发展海洋经济,是我长期致力和探求的一件事。浙江是海洋大省,舟山是海洋大市。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做好海洋经济这篇大文章,是长远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一如既往地抓下去。”

    以舟山为起点,习近平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先后跑了18个沿海县(市、区),并在2003年8月18日主持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浙江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序幕。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他对海洋经济的思考——“海洋经济是陆海一体化经济”“发展海洋经济不能就海洋论海洋”“加强陆域和海域经济的联动发展,实现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布局互联,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陆海联动的动员令,加速了舟山大陆连岛工程、洞头半岛工程等陆海联动工程的推进。就在今年8月,“舟山市甬舟铁路建设指挥部”正式挂牌,意味着舟山将实现“铁路上岛”。习近平当年推动的陆海互补、互动、互联,如今正越来越紧密。

    舟山人至今难以忘记一个温暖的细节——习近平第一次到舟山调研就视察了连岛大桥一期工程。这座舟山老百姓口中的“发展桥”“惠民桥”,正是在习近平的果断决策和积极推动下,从小规模建设上升为全省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2009年12月25日,历经10年建设,我国最大的岛陆联络工程——舟山跨海大桥正式通车。习近平特地发来贺信。

    舟山人更难以忘记,正是习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循循善诱,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让舟山人开始跳出舟山看舟山,跳出海岛谋发展。当时舟山近海捕捞全国领先,但新兴海洋产业发展滞后,与省内其他地市相比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由于受历史和区位等客观因素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封闭,有“办大事办不了,做小事没意思”的迷惘。

    “习书记让我们换个角度看舟山,他说要看到舟山发展海洋经济的潜力,看到舟山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应该充满信心。每次来舟山,习书记都会强调这一点,还不断鼓励我们走出去和别人打交道,提醒我们要有大气魄、大视野、大胸怀。习书记说得很恳切、很坚定,不管是舟山的干部还是群众,都感受到了无穷的信心、力量和希望。”曾多次陪同习近平考察的一位舟山市领导回忆说。

    在浙江,习近平点燃的“蓝色希望”已经化作海洋经济迅猛发展的密集鼓点。

    ——2015年8月,省委决定组建浙江省海洋港口发展委员会和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9月,宁波港集团、舟山港集团实质性重组成功,宁波舟山港正式成为国家主枢纽港之一。全省形成了以宁波舟山港为主体和枢纽,嘉兴港、温州港、台州港、义乌陆港以及内河港口联动发展的新格局。2016年,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突破9.2亿吨,成为全球首个9亿吨大港。

    ——2017年4月1日,舟山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为浙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重要载体,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

    ——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如火如荼推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加快建设,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实现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靠泊,绿色石化基地、波音737完工和交付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一条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浙江人民时刻不忘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建设海洋强省的历史使命。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积极实施‘5211’海洋强省行动”“深入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快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强港,打造世界级港口集群”等一系列举措,加速向海洋进发。

    “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

    丽水景宁,大山环绕,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习近平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发展,也深情牵挂民族地区的父老乡亲,曾两次深入畲乡景宁,访企业、登茶山、问脱贫、勘察地质灾害点……时至今日仍为当地干部群众深深感念。回想往事,景宁人始终难忘当年习书记顶着烈日爬坡的场景,他们说:“习书记的亲切关怀,加速了景宁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2005年8月10日,烈日当头。顶着摄氏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习近平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黄泥小路爬坡而上,勘察东坑镇平桥村后山的一处地质灾害点。

    “习书记头戴一顶草帽,汗水沿着额头不断流下来,他不时拿毛巾擦汗。”很多人脑海中都清晰地记着这些细节,“我们原本是准备站在公路边向习书记汇报,没想到习书记沿着那条不算路的路走了上来。”

    山体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到了汛期会时刻威胁居住在山下的16户居民。“习书记站在山坡上,一边认真地听取汇报,一边关切地询问,安置点都选好了吗?集中安置还是分散安置?移民将来的生活怎么办?问得十分仔细。”当时担任景宁县委新闻科科长的何向平回忆说。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听完汇报,习近平严肃地说。他叮嘱当地干部,景宁地质灾害点较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解决这一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上,必须高度重视、统筹考虑,对于刻不容缓的地质灾害点,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立即行动、不能犹豫。

    车子发动了,习近平还站在车边,嘱咐当地干部要自力更生,带领山区群众早日实现小康。他同时表示,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加大帮扶支持,通过下山脱贫、“五大百亿”工程、“欠发达地区奔小康工程”等,助推景宁快速发展。

    当年,习近平还就加快景宁发展作出了“景宁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给予特别的扶持”的批示。2008年和201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超常规连续出台两个专门扶持景宁的政策文件,不断为景宁注入内生发展的强劲动力。以交通为例,公路里程大幅增加,尤其是云景高速公路的开通实现了景宁高速公路零的突破,畲乡由此融入了全省四小时交通圈。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殚精竭虑。他反复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难点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欠发达乡镇。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

    如今的浙江,遵循习近平开辟的协调发展之路,区域协调发展的标杆正在不断拉高提升。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切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继续走在前列,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进一步优化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报告还提出了谋划实施“大湾区”建设行动纲要、推进沿海大平台深度开发、大力发展湾区经济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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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28日,习近平在丽水市莲都区古堰画乡调研加快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工作。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城乡一体新气象

    把城乡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筹划、协调推进,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的发展格局。

    ——习近平

    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城乡关系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对关系。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由来已久,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如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统筹兼顾城乡平衡发展,是习近平长期在研究思考的重大问题。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习近平在浙江率先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2003年,习近平把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八八战略”。

    在2004年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在当年2月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习近平再一次坚定地表示,浙江要“为全国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当年,习近平主持制定《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和目标任务作了系统阐述。

    2004年,习近平提出以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路径,并作出了以新型城市化战略来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创新性决策部署,开启了浙江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征程。

    “‘千万工程’是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

    夏末时分,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水声潺潺,莲香幽幽,一派迷人的乡村风光,前来参观和体验农家风情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过去10多年里,环溪村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契机,不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从河道黑臭、垃圾遍布的脏乱差之地,成为住建部首批评定的美丽宜居示范村;从农田荒芜、年轻人纷纷逃离的“空心村”,成为以莲文化为核心、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网红村”。截至目前,全村共有民宿55家、床位700余张,2016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2.39万元。

    时光回转到21世纪初。彼时的浙江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群众揶揄,走在浙江农村,要走过许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个干净整洁的村。统筹城乡发展,群众最迫切的呼声,是改变农村环境。据省农办摸排,当时全省有4000个村庄环境比较好,3万多个村庄环境比较差。

    2003年6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范围内拉开序幕。习近平亲自部署:从全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时任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回忆说,习书记亲力亲为,亲自抓工程的部署落实和示范引领,头5年他每年召开一次全省现场会作现场指导。2006年8月在台州召开的现场会上,习近平全面总结了“千万工程”实施带来的6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即村容村貌与农村生态环境、农民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农村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农村精神风貌与农民文明素质、干部作风与干群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他强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龙头工程、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有效抓手、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要让更多的村庄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

    2005年,习近平在安吉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08年安吉县遵循习近平指引的方向,大胆探索“千万工程”升级版,率先提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2010年浙江总结安吉实践经验,制定实施了“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成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2.0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千万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总结浙江省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经验并加以推广。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任务,发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新号召。浙江按照建设“美丽中国”新要求,进一步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致力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建设美丽乡村与经营美丽乡村统一起来,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做到美丽乡村扩面与提质相统一、环境美与产业美相统一、自然美与人文美相统一、形态美与制度美相统一,美丽乡村升级版成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3.0版本。

    推进城乡一体化,习近平十分重视“人”的发展。当时,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相对应的,是农民劳动就业的“千万工程”——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这项工程起源于衢州的“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常山是试点县。2003年7月25日,习近平到常山考察调研。时任常山县委报道组组长徐良其也在现场,他回忆,在青石镇农民培训基地,习书记停留时间最长。

    “培训免费吗”“项目可以自己选吗”“感觉培训班办得怎么样”“学会后准备做什么”……走进电脑培训教室,习近平关切地询问正在学习电脑的青石镇河上弄村女青年徐静芳。徐静芳回答说:“政府买单,我们接受培训,为我们提高素质提供了机会,很实用。”得知常山县劳务培训与就业订单相结合,通过与外地及山海协作县市劳动部门联系有组织的输出劳务、帮助农民就业,习近平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很好。在常山调研的第二天,习近平再次分析了青石镇农民培训基地这个典型,他对衢州干部说,衢州的农民培训没有搞形式主义,常山县青石镇的劳务培训班就很有针对性,是符合市场需求的。

    基层是创新的沃土。善于总结、提炼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为浙江的各级干部作出了表率。在习近平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2004年,劳务培训券制度模式获全省推广。2006年,常山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认为第一批全国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

    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经过15年的努力,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生态环境重新恢复了江南山清水秀的好风光,农强村美民富的美丽乡村成为农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园,也成为城里人休闲旅游的“大花园”。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进一步开启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征程,作出推进万村景区化建设的新决策:到2020年累计建成1万个A级景区村庄,其中3A级景区村庄1000个。这一“新千万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方向走下去、与时俱进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成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4.0版本。

    “形成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

    2002年12月27日,习近平第一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来到大陈镇大陈二村。

    时任大陈二村村支书陈家生清晰地记得当时习书记到村里考察的场景:“习书记一下车就被村里林立的楼房、宽敞的道路、优美的环境所吸引,他一边走一边问我村集体经济、村民生活以及实施旧村改造等情况,还走进村民家中拉起家常。”

    “不过我们心里还是有困惑的,就是农村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往何处去?习书记当时就像一名兄长、一名导师一样,谆谆教导我们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积极发挥工商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共享现代文明。”时任义乌市委政研室主任毛湘宏说,“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豁然开朗。”

    善于抓住机遇的义乌人马上行动起来。2003年,义乌率先作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决策,并制定和实施了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编制完成全省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社区布局规划,把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规划为290个社区。

    全面启动城市化进程的义乌,积极鼓励工商业主投资农业领域,设立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实施农业“强龙”工程,2005年对“三农”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34.6%。中心城区面积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2.8平方公里扩展到2005年的50多平方公里,加快了农村向社区、农民向市民、农业向企业的转变,实现城乡融合、共享现代文明,在百强县中的排名从2002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12位。

    但是新问题接踵而至——义乌作为县级市,受行政管理机制影响,海关、进出口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机构的设置都与经济发展不配套,当时年出口40万个集装箱却只有一个海关办事处,用电指标、用地指标、信贷指标等也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2005年11月,习近平专门批示指出,义乌超常规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对义乌等经济发达县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

    在习近平推动下,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推进扩权改革试点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也面临不少阻力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推进改革,义乌也一度被称作“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并由此大大加快了新型城市化步伐。如今,义乌中心城区已扩大到100多平方公里,其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功能不断升级,不但实现了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还崛起为在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很有影响力的国际商贸城。

    时任义乌城西街道党工委书记金军民说:“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到义乌考察、调研共10次,一位省委书记对义乌如此倾注感情,可见他对基层的深情、对改革的坚定。” 

    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深化城乡配套综合改革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动能。习近平在2005年就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促‘三农’”和以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思路。他提出要坚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致力于推进城乡配套的各项改革,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机制,形成让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

    在2007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指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深化城乡配套的综合改革,要着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搭建发展新平台,增添发展新动力,营造发展新环境。浙江渐次开展的“新户改”“新金改”“新社改”等城乡综合配套的新改革,为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断注入新动力。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新期待,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浙江发展首要的优势在体制机制,关键的举措在深化改革。为此,要更进一步、更快一步推进我省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持续发挥体制机制新优势,增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动能。

    “让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共享现代文明”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推进城乡一体化,薄弱点和工作的难点也在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为“三农”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无论是在全省召开的大会上,还是在深入基层调研时,习近平都反复强调,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全面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对“三农”发展的带动能力,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使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共享现代文明。

    连续好几年,习近平新年调研的首站就是农村,新年度省委召开的第一次全省性重要会议就是农村工作会议,省委下发的一号文件也是加大统筹城乡力度、促进“三农”发展的政策文件。

    2006年1月4日,习近平来到海盐县通元镇雪水港村。今年72岁的雪水港村村民陈新祖回忆说:“那天下着小雨,习书记撑着一把黑色雨伞,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很亲切。”习近平来到村部党员活动室,面对面听取大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习书记进来的时候,我正好站在门边,他走过来第一个就和我握手。”陈新祖说。

    不过,陈新祖怎么也不会料到当天下午发生的事——习近平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向海盐县160多位村支书和县、乡镇负责人作专题宣讲。

    省委书记给村支书开会讲新农村建设,时任于城镇党委书记金爱明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可不得了了,新农村建设已经是重中之重”。

    当时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乡镇缺乏资金,农民认识一时还没到位,上面工作考核压力大,尤其是乡镇和村干部,思想包袱重、畏难情绪大,“推进这项工作确实需要魄力和定力,习书记的宣讲,相当于给我们乡镇、村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金爱明说。

    在海盐宣讲后不久,习近平当月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3月召开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并在7月主持召开省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以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和发展的紧迫感,下更大的决心、拿出更多的投入、进行更扎实的努力,不断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与海盐毗邻的嘉善,人们对习近平的关怀同样记忆深刻。2005年,习近平到嘉善调研。时任嘉善县交通局局长朱忠民回忆说:“习书记以农村道路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村庄整治工作,坚定了我们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心和决心。”2005年底,嘉善就成为浙江首批村村通公路的县,并在浙江县一级率先实现城乡饮用水“同源同价同质同网”。习近平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浙北小县,2008年,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习近平将嘉善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基层联系点,并于当年10月再次来到嘉善县,到大云镇缪家村调研农民增收。

    习近平一直牵挂农民增收问题,他多次强调指出,要建立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业、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的有效机制,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水平。

    大云镇镇长王枕旦回忆说:“习书记再次来到嘉善的时候,非常关心我们的农业产业发展,并要求我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他还鼓励我们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动脑筋。”发展现代农业需要资金支持,机制创新就从盘活土地开始。2009年,缪家村村民签下了全县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第一单”。大云镇还把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结合,吸引了大量上海游客,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2013年2月,嘉善获批全国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先行先试的步子更大了。2014年,嘉善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三权三抵押”尝试:承包土地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和集体经济股权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如今,嘉善县正全力建设城乡统筹先行区,形成了体制基本接轨、产业相互融合、社会协调发展、差距明显缩小的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缩小到1.69∶1。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考察,他依然对“三农”发展念兹在兹,强调要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把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改善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根本的政策取向,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

    经过多年发展,浙江成为城乡发展差距最小、城乡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率先成为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成功范例。去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到2.07∶1。

    牢记嘱托,赓续前行。今天的浙江,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朝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城乡并重、区域协同,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切实提高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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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14日,习近平在宁波市宁海县调研新农村建设。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物质精神新境界

    必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

    ——习近平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总括和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作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市场先发地区和开放前沿地区,浙江较早地感受到一些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矛盾和问题。21世纪之初,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人们明显感到,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思想观念在更新、精神文化需求在增强,但新旧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相互碰撞,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物质满足与精神需求不协调的矛盾也日渐明显。

    “口袋”鼓了,更要富“脑袋”。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物质、精神“两翼齐振”作为浙江腾飞的关键。他说:“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中,浙江人民始终不忘习近平亲自归纳升华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与践行中,浙江人民始终记得习近平亲自在浙江农村部署的“双万结对、共建文明”、在城市推开的“文明出行”;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征途中,浙江人民始终铭记习近平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布局“八项工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精神文化生活的小康,习近平带领浙江人民的探索,至今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让浙江精神不断滋润我们的生命”

    发展是需要精神的,一个地区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的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习近平一到浙江,就在多次会议上提及“浙江精神”。

    不少浙江干部记忆犹新的是,从2005年开始,习近平提出要“深入研究浙江现象、充实完善浙江经验、丰富发展浙江精神”,有关部门多次开展理论探讨和基层调研,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意见。

    2006年,习近平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指出:“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只有让这源头活水畅流于我们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滋润我们的生命,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未来。”

    习近平对精神文明的注重,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浙江许多基层干部的心里。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2015年2月28日,时任宁波余姚市梁弄镇党委书记严忠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他十分激动,也倍感亲切。

    就在那天,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梁弄镇荣膺全国文明镇殊荣,严忠苗代表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获奖单位在表彰大会上发言。

    往事浮现在眼前——2003年1月29日至30日,农历春节前,习近平专程来到余姚四明山革命老区学习考察,还听取了梁弄镇的工作汇报。习近平说,这次老区之行,既是一次调查研究,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把梁弄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实现小康样板镇”,严忠苗一字不差地牢记着习近平当时的殷殷嘱托,“当时天寒地冻,梁弄人心里暖意融融,深感肩负的重大责任。从那时起,到梁弄工作的干部,有个意识都很强烈,精神文明建设是推动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力量源泉,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牢牢记在心头、抓在手上。”

    习近平亲力推动的精神文明建设,“润物细无声”地涵养着浙江人民和方方面面——

    在抗击非典的战役里,习近平言近旨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

    在新农村建设中,习近平语重心长:“如果我们改变了农村的外在面貌,却没有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那么新农村建设还是在低层次开展。”

    在未成年人教育上,习近平谆谆告诫:“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

    循着这条道路,浙江不断把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新高度。“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近年来浙江现代化建设的主题紧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12年,经层层遴选、反复分析和多方论证,“务实、守信、崇学、向善”成为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全省11个设区市全部获得“省文明城市”称号,其中5个跻身全国文明城市……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树立全社会高度的文化自信”,“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浙江的精神文明建设风生水起,浙江人的精神世界日益充盈。

    “虚功一定要实做”

    人们常常认为,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实一点,精神文明建设虚一点。习近平在《之江新语》的《虚功一定要实做》一文中写道:“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潜移默化。”

    2004年,浙江农村发生了两件事引发关注:外省一个表演团在某县进行低俗演出,被中央媒体曝光;数十位老人在违章搭建的草棚里烧香拜神引发大火,造成重大伤亡事故。

    时任省文明办社会处处长吴熔回忆,省委常委会专门就此作专题研究,“习书记说得很中肯,浙江经济发展较快,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往往比其他地方早发先发,要把事情放到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去看。”

    习近平剖析了深层次的原因——领导干部认识不足,政绩考评上重物质、轻精神文明建设;投入不足,农村文化阵地“空壳现象”严重;群众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阵地重建设轻管理,管而不严,管而不实。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就在2004年底,习近平在农村“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基础上,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出一个新“药方”——“发挥文明单位的信息、资金、技术等优势,指导结对村搞好创建工作”。

    为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贯彻落实“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省文明办起草了《关于深化“双建设、双整治”工作认真开展“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实施意见》。

    2005年4月,这份实施意见由省委、省政府发文,结对工作迅速推开。近万个文明单位与行政村结对,不仅在近1/3的浙江农村推动了发展,更丰富了生活、温暖了人心、净化了风气。2006年7月,浙江的“双万结对、共建文明”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双万结对、共建文明”这项工作在浙江从未间断,在2011年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浙江的这项经验还被推向全国。

    习近平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也提出新要求。2006年5月29日,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希望在全社会营造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的良好环境。

    2007年初,针对公民出行中不讲文明、不守秩序、不愿礼让等不和谐现象,一场“文明出行”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在浙江全省展开,这一做法当时就走在了全国前列。时至今日,“文明出行”不断升级,众人点赞的杭州“礼让斑马线”,最初的源头就在此。

    浙江干部群众不断续写习近平开创的精神文明建设新篇章,努力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开展浙江省公民道德养成计划、全民阅读、志愿者服务、“最美浙江人”、“我们的价值观”、好家风建设等一系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大力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全面部署开展小城镇文明行动……

    在浙江,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同增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同丰裕。

    “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受益”

    精神文明建设是否能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习近平十分关注。早在2003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全省宣传工作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表彰会上强调,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主体,是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创建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

    清丽悠扬的越剧,诞生在嵊州市甘霖镇东王村。2004年12月14日,习近平到嵊州考察调研,专程来到东王村。

    村主任李秋顺一路向习近平介绍情况。当时,村里正打算重建古戏台。“他关切地问我建造资金哪里来,我说一部分由村民自筹,一部分向政府申请,他听了点点头说‘好’。”李秋顺回忆,在香火堂看到有许多人围唱越剧,习近平又问:这些都是本村村民吗?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这样很好,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嵊州市越剧团团长谢顺泉,笔记本上仔细记录着13年前习近平到越剧博物馆调研的场景。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天晚上,越剧团特地准备了约40分钟的折子戏,但习近平到达时,已是正午时分。

    “演出40分钟,会不会耽误习书记的吃饭时间?”他心里很忐忑。

    没想到,习书记不但饶有兴致地看完了所有表演,还与演员、乐队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致谢。

    “习书记问的每个问题都特别细,比如问越剧团一年演出多少场次,在哪里演出。当时我回答,一年演出130至150场次,其中八成面向农村,在老百姓家门口,他听了很高兴。”谢顺泉回忆。

    习近平曾在嵊州调研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时指出:“只有让正面的东西去占领了,才能让负面的东西失去生存的土壤。”如今在嵊州,农村文化礼堂如繁花次第盛开。2013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把文化礼堂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连续5年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纳入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短短数年间,7400多个文化礼堂成为全省农村群众的精神家园。

    “打造软实力要有硬抓手、实举措、真功夫”,习近平在浙江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清晰地提出了改革思路——

    2003年,制定“八八战略”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2004年,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策和部署;

    2005年,省委把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习近平亲自主持该调研课题;

    同年7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省委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重点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等“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

    ……

    “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受益”,浙江不忘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把“努力建设文化浙江”列为今后五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六大具体目标之一,“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丰润文化滋养”。

    可以说,浙江这些年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人,最持久的发展动力也源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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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丽水市青田县移民安置点了解村民生活情况。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军民融合新局面

    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

    ——习近平

    经济与国防,是资源配置中的“犁”和“剑”。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和维护人民利益也就成了“无本之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鲜明地提出了军民深度融合的时代命题,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战略。他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在东海之滨、钱江之畔,一场壮阔的实践早已展开。我们难忘,习近平的足迹从山区到海岛、从浙北到浙南,访遍了驻浙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我们难忘,人民子弟兵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重大突发事件救援现场;我们难忘,习近平的话语回响在营地、训练场、军史馆,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部队官兵,也激励着千百万浙江人民。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高度重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并开启了军民融合发展在浙江的探索。

    “始终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2006年9月21日清晨,一艘从舟山沈家门开往东极镇庙子湖岛的大船推波前行。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站立船头,极目远眺。

    他,正是习近平。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海上颠簸,习近平来到地处舟山群岛东端的庙子湖岛,慰问不久前被南京军区命名为“东海前哨模范营”的驻岛官兵。

    庙子湖岛地理位置偏、气候条件差,被渔民戏称为风的故乡、雨的温床、雾的王国和浪的摇篮。“说也神奇,习书记来的那天晴空万里,天气特别好!”时任庙子湖海防营教导员徐守洋回忆,见到习书记,官兵们唱起了《战士第二故乡》,习书记听得认真,还轻声哼唱。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营史室、哨所和战士宿舍,察看部队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关切地询问官兵们的值勤、学习、生活等情况,对全营官兵扎根海岛、无私奉献形成的“祖国为重、海岛为家、艰苦为荣、奉献为本”的“庙子湖精神”给予赞赏。

    “习书记大老远来看望我们,我们非常感动,深深感受到省委对部队的高度重视。”徐守洋说。

    时间拨回到2002年。当年12月19日,习近平在省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同为国家的两大职能,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同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当今世界还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人类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延缓国防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省军区部队要自觉服从大局,积极参与地方三个文明建设;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努力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得益彰,使驻地部队的全面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此时,距离习近平就任浙江省委书记,还不到一个月。

    高瞻远瞩,彰显担当。在浙江上任之初,习近平就一一走访驻浙部队和武警官兵。他反复强调,要站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关心支持国防建设,浙江是经济大省,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从山区到海岛,从浙北到浙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走遍了驻浙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把党委、政府和浙江人民的深情厚谊带进了广大官兵的心坎里。

    一句句庄严的承诺,指引方向——

    2003年1月16日,在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支持驻浙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建设。多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健全国防动员体系,建设人民防空体系,不断加强人民武装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一次次深邃的思考,历久弥新——

    2004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双拥工作会议上强调,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国泰才能民安,这是被历史所证实的真理。要努力使国防教育真正进入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农村等,覆盖全社会,最大程度地激发全省军民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

    一回回躬亲的身影,彰显情怀——

    2005年7月30日,习近平一行来到武警杭州市支队三中队慰问,勉励全省武警部队再接再厉,继续加强部队建设,热心支持地方建设,努力为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一份份温馨的关怀,细致入微——

    2005年1月27日,习近平在看望消防部队时指出,消防部门要关心、爱护我们的士兵,不断提高他们的技能,努力改善救火的装备,使士兵们具备更为过硬的工作本领,有一种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

    “把做好双拥工作作为行动自觉和无尚光荣”

    2003年1月11日,新年伊始,气象万千。省党政领导和驻浙部队、武警总队领导欢聚省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浙江省“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省和杭州市新春拥军慰问大会,同商军地发展大计。

    习近平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被命名的31个省级“双拥模范城(县)”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强调,要把双拥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摆上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努力开创我省双拥工作新局面。

    在战争年代,广大军民携手并肩、浴血奋战,结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情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富起来的浙江接续军民鱼水情深。

    在驻金华某部,3幢5层楼房有一个同样好听的名字:拥军公寓。在楼房边一块景观石上,“亲切关怀 福泽军营”几个字特别醒目。

    官兵们感受到的这份浓浓关爱,正是来自习近平。

    2007年1月24日,带着浙江人民的祝福,习近平来到部队慰问,关切地询问官兵们的值勤、生活、学习等情况,并致以新春佳节的问候。

    “士官家属来部队探亲住房比较紧张。”交谈间,部队官兵无意中的一句话,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听完详细情况,他若有所思,而后又与随行人员商量,当场决定划拨专项资金兴建公寓,用于家属来部队探亲居住。

    “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好消息很快传遍军营,官兵们欢呼雀跃。在习近平关心下,拥军公寓于同年9月开建,次年6月正式入住。为感谢习近平的浓浓拥军情,部队党委决定将公寓命名为“拥军公寓”,并立石撰文铭记。

    来自省委书记的拳拳情意,是温暖,更是激励,激励部队官兵更好地融入地方、服务地方。

    民拥军,军爱民。在驻浙官兵书写强军实践新篇章的背后,是数千万浙江人民拥军优属的真情实意。而在防台防汛、冰雪自然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突发事件救援中,部队官兵迅速出动、冲在一线,构筑起浙江人民最信赖的钢铁长城。

    2004年8月12日晚8时,强台风“云娜”正面登陆温岭。这是1956年以来登陆中国大陆强度最大的台风。前方的灾情,军民的安危,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习近平的心。他在24小时内3次来到省防指,了解灾情,指挥抢险。

    第二天上午,在度过一个无眠之夜后,习近平赶赴重灾区温岭,亲切慰问受灾群众和参加抢险救灾的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指导灾区救灾工作。

    “在今年我省抗击‘云娜’强台风正面袭击的过程中,军政军民团结又一次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经济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在当年10月召开的全省双拥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作出高度评价。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把做好双拥工作作为行动自觉和无尚光荣。

    岁月轮转,情怀依旧。

    2016年7月29日,北京。习近平在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要充分认清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意义,发扬光大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根据时代变化和工作要求,不断改进创新、与时俱进,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双拥工作水平,发挥双拥工作联系军地军民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正是在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引领下,10万平方公里的之江大地,双拥花开更娇艳。2016年,在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上,浙江双拥工作再次收获全国关注:共有16个城市、1家单位和两位个人受到表彰。11个设区市均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再次实现“满堂红”。

    “这种精神,不仅部队建设需要,浙江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就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明确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一幅军民融合的宏伟蓝图,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擘画而出。

    事实上,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深刻认识到军民融合的战略意义。他曾说,做好双拥工作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大力量的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任务。

    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到军民融合发展,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理念的升华。

    这是一次精神价值的融合——

    2004年1月9日,习近平在“硬骨头六连”命名4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硬骨头精神”和“浙江精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这种精神,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部队官兵,也激励着千百万浙江人民;这种精神,不仅部队建设需要,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

    这是一次共同发展的融合——

    2003年5月8日,习近平在洞头考察调研期间,参观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纪念馆,并对连队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2010年6月20日,是女子民兵连建连50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专程发来祝贺信。

    “今年6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天刚好是女子民兵连建连57周年纪念日。”女子民兵连指导员杨燕辉说,近年来,连队建设得到了党委、政府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连级干部将参照区直部门中层干部认定和管理,鼓励女民兵考取A3驾驶证、导游证等以增加就业机会……一系列优惠政策解除了女民兵的后顾之忧。洞头将以海霞精神和海霞文化为内涵,建设海霞国防教育园区,谋划海霞民兵文化小镇,打造军民融合的小镇样本。

    这是一次共建共享的融合——

    2004年4月23日,东海舰队军史馆正式开馆,习近平参加了开馆仪式。而今,军史馆成为了舰队辉煌成就和军民融合的展示窗口和见证者:在亚丁湾护航、抢险救灾等多样化军事行动中,各级党政事业机关主动积极与舰队任务部队对接,为部队完成任务创造良好条件;宁波在数十个港口码头、航道建设中充分兼顾国防和军事需求,配合舰队部队开展实战化训练,积极清理海域、腾让房屋。

    近10年来,在勇立潮头的浙江,全省各地党委、政府沿着习近平指明的方向,聚力打造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浙江特色和浙江品牌。2016年12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印发《关于创建省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指导意见》,决定开展省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创建,此举走在了全国前列。

    而今,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已成为时代赋予浙江这片“双拥”热土的使命担当。

    正如习近平所说,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推进协调发展的成功探索,为十八大后党中央形成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浙江进一步推进协调发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节点上,浙江将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确保高水平全面小康一个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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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篇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生态兴则文明兴”
  • “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
  • “树立绿色GDP观念”
  •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后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绿色篇
    浙江在线记者 周天晓 沈建波 邓国芳 梁国瑞 沈晶晶 钱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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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3月22日,习近平在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调研生态建设并看望省科技特派员。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周天晓 沈建波 邓国芳 梁国瑞 沈晶晶 钱祎)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翻开历史长卷,可知文明兴衰。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向自然的无度索取,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让我们共享地球家园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00多年前,恩格斯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100多年后的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声音”:“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跨越时空的“中国声音”,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永恒主题,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担起了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这一生态文明新理念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指引了道路。

    跨越西方传统发展道路的新理念,吸引了全球关注的目光: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正在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当这一“绿色宣言”响彻神州、传遍世界,5600万浙江儿女万分自豪。东海之滨的这片热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萌发和实践的地方,也是他一直牵挂的地方。

    犹记得,从踏上浙江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习近平就关注生态保护、心系绿色发展。他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千万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点经济的利益”。

    犹记得,在走遍浙江山山水水的一步一履中,习近平亲自擘画生态省建设,希冀以20年左右的接续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化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建成一个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社会文明的“绿色浙江”。

    殷殷嘱托,声声在耳。

    10多年来,浙江人民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持续整治环境污染、不断提升生态优势、接续培育生态文化,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耀眼、最动人的色彩。

    一条青山绿水、江山如画的绿色之路,蔚然铺展。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推进生态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习近平

    “生态的优势不能丢”

    2002年11月1日,西子湖畔,省政府常务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刚来浙江不到一个月的代省长习近平。审议《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他的一番总结讲话,让大家为之一振,豁然开朗。

    习近平说,治理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标准怎么定都应该,花再大代价也值得。

    时任省环保局局长张鸿铭回忆说:“当时,会上讨论很热烈,大家总体支持,但觉得措施、投入和实施的时间要考虑经济发展,总之是有些顾虑。”

    习近平的一番话真是给大家上了一课。“特别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高瞻远瞩”,这是当时大家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特别关心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讲,在省内讲,在省外讲,到国外考察时也讲。”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曦说,“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他的生态文明理念一以贯之。”

    “一到浙江,习书记就着手谋划生态省建设。”时任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生态省建设,既是他生态文明理念的系统体现,也基于他大量调研后对浙江省情的深刻认识。”

    2002年11月21日,习近平任省委书记。24日,他就带队前往丽水调研。

    地处浙西南的丽水,是浙江陆地面积最大的市,也是生态质量最好的地方,但因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相比当时全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里的发展明显滞后。

    刚到浙江工作不久,习近平就提出,尽早安排到丽水看一看。

    2002年11月25日,午饭过后,习近平在景宁宾馆与当地干部们座谈。时任景宁县委书记林一汇报说,景宁准备立足畲乡特色、山区特点、后发特征来谋求发展,提出了“创畲乡生态优势,建风情旅游名城”的想法。

    习近平说,“生态的优势不能丢,这是工业化地区和当时没有注意生态保护的地区,在后工业化时代最感到后悔莫及的事情”“千万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点经济的利益”。

    坐在会场里,时任景宁县委副书记彭岳舜的心情,从忐忑变得坚定:“之前,景宁经历了3个多月的思想大讨论,对于要不要工业,怎么确定发展方向,大家有过犹豫。习书记的话,彻底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在连续3天的调研走访中,看到丽水“秀山丽水,天生丽质,资源丰富”,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从长远的眼光看,丽水的资源优势是无价之宝,是加快发展的潜在条件。

    2002年12月30日,习近平又来到浙江另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同样具有生态优势的山区大市衢州。他对当地领导干部说,“特色就是长处,就是优势,就是竞争力”“衢州有生态优势和传统农产品优势”“要坚持绿色导向,发展生态农业”“争取山窝里飞出更多的‘金凤凰’”。

    在杭州、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调研时,习近平同样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2002年12月15日,习近平来到杭州萧山区调研。他明确要求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使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

    习近平认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冲突时,“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生态省,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

    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着力推进生态省建设。从方案起草、体系设计、规划论证到建设推进,他亲力亲为,全程参与。生态省建设成为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突破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把绿色发展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展示了他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

    20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全球经济开始遭遇“增长的极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开始成为全球共识。

    同时,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21世纪初,我国已经进入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快速发展难度加大,资源环境的制约也更加明显。

    这种“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浙江最先感受到。作为经济大省、出口大省,于内,浙江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于外,浙江出口贸易越来越多地面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挑战。

    当时的浙江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经济总量争取比2000年翻两番。习近平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高增长必然带来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剧增,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反过来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发展不能竭泽而渔,断送了子孙的后路。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好日子先过’,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子孙后代也难以为继。”习近平说,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营老路,“国家政策不允许,资源环境不允许,人民群众也不答应”。

    习近平深刻总结了浙江生态建设的“现有优势”和“潜在优势”,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成为“八八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2年12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他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努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1个月后,在习近平直接推动下,浙江成为继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之后,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

    2003年3月18日,《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在京通过专家论证。纲要提出,浙江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生态工业与清洁生产、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十大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建设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

    2003年7月11日,浙江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习近平亲自作动员讲话,宣示生态省建设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我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习近平说:“建设生态省,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又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尽管已经过去10多年,当年参与生态省建设调研、设计的同志感叹说,生态省建设设计非常周密,四梁八柱是“五大体系”“十大工程”,而贯穿其中的重点就是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

    “从那以后,不管是开会还是调研,习书记更是经常强调生态省建设。”张曦印象深刻的是,“习书记经常说,生态省建设不是就生态讲生态,而是要融入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工作中。”

    随着生态省建设的推进,浙江的发展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让浙江抓住了本世纪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赢得了更高质量的发展。

    此后,浙江每年都会召开各个层次的会议,总结生态省建设成效,分析面临的新问题。习近平对这项工作一直常抓不懈,像“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等一些基础性工程亲自抓、动真格。

    “要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

    “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动,否则没法向后人交代。”早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时,习近平就将环境污染整治,当成生态省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标志性工作。

    为了加快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素,2004年10月,浙江开启了“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当年浙江省政府划定的区域性、结构性污染特别突出的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

    2005年9月5日,钱塘江畔。

    习近平溯江而上,先后考察了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衢江的水环境整治状况,在富阳、建德、衢江等地考察了一些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在衢州主持召开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衢江区沈家经济开发区。“习书记在我们公司考察了大约20分钟,有关环保的问题,提了好多次。”衢州英特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小忠回忆说,“他问我们,废水怎么处理,投入多少,听得很仔细。他还跟我们说,企业效益再好,也要增强环保意识,要保护好钱塘江水源。”

    沈家经济开发区共有49家化工企业,化工废水一度直排进入乌溪江,再通过衢江进入钱塘江上游,对钱塘江流域造成很大污染。为处理废水,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于2003年10月开始试运行。

    当天,习近平还来到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的每一道流程、工艺,习书记都仔细看了一遍。”时任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员兰季丰回忆说,面积不大的污水处理厂,习近平看了大约半个小时。

    很早之前,习近平就“打算来看一下钱塘江流域的污染整治工作”。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世纪初,随着流域内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塘江水污染日趋严重。江南水乡缺水喝,这是当时浙江水环境的突出表现。

    “钱塘江流域的污染防治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域内1400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到我省生态省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在随后举行的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肯定我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整治迫在眉睫。

    《2003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当时的浙江八大水系,除了瓯江、飞云江以外,其余六大水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环境污染,其中污染最严重的鳌江水系,“大部分干流水质已受到严重污染,无法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椒江水系中,仅有38.5%的断面水质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

    八大水系的污染,主要源自化工、医药、制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在温州,平阳水头制革基地的污水排放,使鳌江成了劣Ⅴ类水体;在金华,延续20多年的永康“小冶炼”,“富了几家、害了大家”……

    根据这个情况,浙江当时划定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医药基地,黄岩化工医药基地,临海水洋化工医药基地,上虞精细化工园区,东阳南江流域化工企业,新昌江流域新昌嵊州段,衢州沈家工业园区化工企业,萧山东片印染、染化工业,平阳水头制革基地,温州市电镀工业,长兴蓄电池工业。

    “811”整治行动,意在通过3年努力,整治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企业,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环境执法和监测。对于无法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将一律实行停产治理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达标无望的坚决予以关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鸿铭被派往台州任市长,“习书记跟我说,‘811’行动,全省11顶帽子有3顶在台州,你是省环保局长,你去那里,先把帽子摘掉。”

    位于黄岩王西、外东浦区块的化工医药基地,是台州市3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之一,废气、废水等“三废”污染严重。“黄岩当时是全国17个部级化工基地之一,特别是医化产业一度占全区总产值约35%。”时任黄岩区副区长吴继业回忆说,这些医化企业基本集中在王西、外东浦区块,数量多达48家,年产值接近20亿元。

    “811”行动开始后,黄岩区壮士断腕,坚决关停、搬迁这一片区的化工企业,整治力度前所未有。2006年底,王西、外东浦区块通过了省整治办验收,摘掉了污染帽子。“经过这一轮整治,黄岩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化工产业占比明显下降,模具等新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吴继业说。

    在随后几年席卷全省的“811”行动中,通过关停转迁、技术改造等措施,全省各地的化工、制革、印染等9个重点行业和710项重点工业项目得到集中整治。

    到2007年,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县以上城市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率先建成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促使环境污染防治能力明显增强,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说,避免新的污染,治本之策是发展循环经济。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2005年6月21日,《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出炉。

    环境污染整治侧重于过程后处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过程前处理。习近平说,“生态省建设就是要把全过程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

    有个细节,至今为浙江干部们津津乐道。当时,省委、省政府有许多领导小组,但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并不多。习近平亲自担任了建设生态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组长。

    为什么亲自担任这两个组长?在2006年8月2日考察南太湖开发治理工作时,习近平解释说,“因为这些工作都是要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的。”

    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这是何等的情怀!浙江人民至今还记得习近平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通过生态省建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

    让浙江干部群众感慨和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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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20日,习近平深入苍南县金乡镇检查和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

    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习近平

    “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2005年8月15日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安吉天荒坪镇的余村,调研民主法治村建设。根据行程,他将在村里停留20分钟,只听汇报,不作讲话。

    余岭脚下的余村,此前自办水泥厂、开采石灰岩,成了有名的富裕村,但也破坏了环境。2003年至2005年,在安吉“生态立县”的背景下,村里接连关停了3个石矿、1家水泥厂,开始兴办农家乐。

    在村里的小会议室,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鲍新民汇报说,余村通过民主决策,关停了污染环境的矿山。现在开始搞生态旅游,打算让村民借景生财。

    “听到这里,习书记很高兴,表扬我们,一说就是20分钟。”时任天荒坪镇党委书记韩树根录下了这段后来成为珍贵史料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说:“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还是迷恋着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是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是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思想。

    “习书记的一番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时任安吉县县长唐中祥说,当时安吉全县上下加快发展的热情很高,尽管定下了“生态立县”的方针,但生态优势怎么转化成经济优势,还没有找到清晰的路径。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转化的文章,将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绿水青山”如何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这是安吉人的困惑,也是当时浙江各地普遍存在的困惑。

    9天后,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

    文中说:“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

    按照习近平揭示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安吉选择的转化之路,就是经营村庄、经营生态。安吉地处长三角,周围是高速发展的城市群,其优势在生态,核心竞争力是乡村,应该抓住优势把乡村作为主战场,打造成长三角生态宝地。

    随后安吉提出建设“美丽乡村”,开启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全新路径。这一做法和当时的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把村庄变美,让生态产生效益。而且,美丽乡村这个概念,比较形象生动,群众很快就接受了。2004年至2014年,安吉年财政收入从6亿多元,猛增至50亿元。

    习近平在2006年3月23日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文说,人们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

    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

    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

    习近平这一精辟论述,强调了生态保护建设的优先论,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论,蕴含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论。

    “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农村是重点,是难点,也是主战场”

    不少浙江干部至今记得,习近平经常在下乡调研时勉励大家“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他对农村非常关注,总是往农村跑。”多次陪习近平到农村调研的时任省农办负责人说,“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始终把农村生态环境优化,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当时的浙江农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经济快速发展,村庄面貌却不尽如人意,有人说,“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是垃圾村”。

    习近平说:“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农村是重点,是难点,也是主战场。”

    2003年6月5日,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展开:花5年时间整治和改造1万个村庄、培育1000个示范村。

    当年9月24日,习近平来到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调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湾底村党委书记吴祖楣回忆说,“习书记站在刚建成的农民新居前对我们说,要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第二年,我们就成立了旅游公司,开发休闲旅游,走上了农旅一体的发展路子。”

    2006年6月13日下午,习近平来到磐安县尖山镇管头村,调研当地农家乐发展情况。当时,管头村的新村已经造好,但产业发展仍然存在问题,除了种茶,村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刚开出的4家农家乐,也有2家因为游客稀少,生意冷清准备转行。

    “习书记听说后,鼓励我们要有信心。他说,农家乐是朝阳产业,前途无量。他告诉我们,发展旅游经济必须要有好的生态环境。”时任管头村党支部书记张威平回忆说。习近平的一番话,让管头村坚定了发展农家乐的信心,“现在,村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已经有农家乐、民宿近130家,2016年全村游客人数达到40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7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同年7月28日,习近平考察完遂昌、松阳等地后,来到丽水莲都区。时值盛夏,烈日当空。上午10时不到,碧湖镇堰头村党支部书记张伟武见到了习近平一行,“他当时戴着一顶大草帽,先到古堰的堰头,再进村里老街看了古民居。”他回忆说,习书记看到古建筑保存完好,连说“这个地方好”,“他看得很仔细,400多米的路,走了1个多小时。”一路上,习近平还详细询问了环境整治进展等情况,嘱咐村干部,既要发展好经济,也要保护好古村。

    时任省农办负责人回忆说,当时全省各地很快涌现出一批示范村,如安吉高家堂村、临安白沙村等。这些村将环境整治、古村落保护与旅游业开发相结合,农家乐、观光休闲农业等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习近平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一项“生态工程”,是推动生态省建设的有效载体,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

    “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习书记看重的,正是形成这种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而发展生态经济,正是途径之一。”顾益康说。

    钱江源头的开化,是远近闻名的林业大县,当地人“靠山吃山”,一度以“种种砍砍”为生。时任开化县委书记马东泉记得,“2003年7月25日,习书记来到开化,当时我们汇报说,要改‘种种砍砍’为‘走走看看’,他非常赞同,还告诉我们,不要把旅游业当作单纯的游山玩水,旅游要开发,但开发不能过度。”

    2005年8月,习近平第五次到丽水调研时,特意去景宁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澄照乡茶叶基地考察。“当时天都快黑了,习书记还是坚持爬上茶山,实地察看茶叶基地,希望我们好好发展这个生态产业。”时任澄照乡三石村党支部书记陈初南回忆说。在此前的2002年第一次到景宁调研时,习近平就注意到了当地的惠明茶,还特意嘱咐“惠明茶这个品牌要打大一点,响一点”。

    2006年3月,浙江大学提出要倾全校之力与湖州合作,利用高校的科研、规划设计等优势,全面参与新农村建设。“这一想法,第一天向习书记书面报告,第二天就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张曦回忆说,“后来,校地之间的这种深度合作,为全省和省外的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生态农业等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经验。”

    在习近平的关心和推动下,广大农村成为浙江绿色发展的突破口,开启了一条轰轰烈烈的“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全省各地立足自身特点,各显神通,生态经济方兴未艾。10年来,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而且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2013年10月9日,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在浙江桐庐县召开。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总结浙江省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各地开展新农村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划先行、完善机制,突出重点、统筹协调,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

    不断阐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如何转化的同时,习近平也反复提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的方式,浙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将之比喻为“一种社会生态病”:“这种病是一种综合征,病源很复杂,有的来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有的来自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的来自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环境污染带来的‘外伤’,又有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的‘神经性症状’,还有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体力透支’。”

    如何治疗?习近平将治病的方式,比喻成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

    他在2004年的省委专题学习会上说,“要痛下决心,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

    许多浙江企业家记得,习近平到企业调研,总会跟他们讲“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故事,鼓励他们加快转型升级。

    长兴的铅酸蓄电池产业一度遍地开花,造成环境污染。龙头企业天能集团率先依靠科技转型升级。2004年6月2日上午10时,习近平来到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畅通有限公司,这是长兴天能集团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分公司。

    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回忆,“习书记兴致勃勃地骑上电动自行车,勉励我们‘腾笼换鸟’,用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改造提升传统蓄电池产业,从数量、规模的扩张向高端、高质、高效转型。”

    几天后,习近平又来到临海调研。临海医药化工行业在快速崛起的同时,也曾造成严重污染。当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们正在谋求产业的转型升级。

    华海药业党委书记兼副总裁李博回忆说,那时公司已经开始转型,从生产原料药转向制剂,“习书记一下车,就直奔三废处理站,对我们的环保治理非常关心。随后,他又参观了公司不久前投入运营的制剂生产线,肯定了我们的发展方向。”

    如何才能让“俊鸟”引领浙江经济?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我国发展战略、浙江发展实际出发,习近平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发展的唯一出路。”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全省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省的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有利于集约和节约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当天,浙江开始实施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即九大重点领域、“九个一批”示范工程和100个重点项目。

    在习近平的亲自推动下,浙江把发展循环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与生态省建设、发展海洋经济结合起来,在集约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中求发展,在提高质量效益中求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形成了节能减排和循环发展的浙江新经验和新模式。2009年,浙江成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省。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仍然惦记着浙江的绿色转型。

    2008年10月,习近平来到嘉善考察调研。“他提出要看几家不一样的新企业。”时任嘉善县委书记何炳荣说,2004年习书记来考察时,嘉善的产业结构仍偏中低端,“这次,他想看看嘉善这几年发展方式的转变。”

    看到嘉善数码电子、精密机械、光伏能源等产业迅速崛起,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增幅不断增加,习近平很高兴,他勉励嘉善继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倡导的生态发展观正在浙江大地持续传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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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16日,习近平在杭州察看和调研春节市场供应情况。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树立绿色GDP观念”

    要建立健全生态省建设重大决策监督机制,按照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省建设要求,树立绿色GDP观念,探索绿色GDP核算,推行生态审计制度,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绩考核制度,将建设生态省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

    “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

    浙江广大干部至今记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绿色政绩观”。他说,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他始终强调,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来解决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2002年12月28日,习近平到金华调研。

    当地干部回忆说,“习书记给我们讲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HDR。他说,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用了HDR这个人文发展指数,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

    当时,习近平已经看到,“一段时间来,一些地方部分领导干部在对GDP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有的唯GDP,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有的干脆不要GDP,认为GDP误导了干部创造政绩。”

    如何正确看待GDP,正确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很多浙江干部回忆说,“习书记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解、阐述,扭转我们的政绩观。”时任淳安县委书记郑荣胜说,当时的淳安,坐拥千岛湖的良好生态,却是欠发达县,干部群众发展经济愿望十分强烈,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

    他回忆说,“习书记在浙江期间,20多次到淳安调研,反复告诫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生态建设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保护好千岛湖,也是淳安最重要的政绩。”

    郑荣胜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的‘绿色政绩观’,惊醒了淳安的干部群众。”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经常赴基层指导各地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太湖,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是上海和杭嘉湖、苏锡常地区最重要的水源,也是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7个城市的“心脏”。在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支撑的同时,太湖一度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

    1991年起,国家启动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发起“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太湖治理基本实现阶段性治理目标。但进入21世纪,相关部门监测结果却表明,太湖水质再次恶化。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当时湖畔的水泥厂、印染厂还未搬迁,农业面源污染和渔民生活面源污染也尚未彻底整治。同时,南太湖沿岸也未立足滨湖优势进行生态景观建设,湖州人戏称“身处太湖不见湖”。

    “南太湖开发问题一直是我脑子里装的一个问题。”习近平说,“治理南太湖,加强水资源保护,这是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强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

    2006年8月2日,湖州长兜港海事码头。习近平登船前往无锡,横穿整个太湖。从无锡回来,他又到长兴太湖畔调研。当天下午,习近平在长兴行政中心听取湖州市关于南太湖综合治理及开发工作情况汇报。

    “环太湖一圈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别的地方开发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里还是原生态,本身就是个宝,如果把原生态适度开发以后,变成一个旅游产业,更是个宝。作为旅游业发展起来,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贡献,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腾笼换鸟。所以我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南太湖的开发,要高、新、特,不能搞成败笔,败笔就是一般化,一般化就没人来,不仅没人来,反而把原生态给破坏了。总之,我们要实现双赢,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生态很好反过来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增长点。”

    当时,湖州对于南太湖是否要关停工厂搞旅游业,正举棋不定。“关停搬迁工厂需要大笔资金,更何况关了之后当地财政税收会大受影响。”时任太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副局长李东民回忆说,习近平的讲话坚定了南太湖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的决心。

    “南太湖开发,不要这个是长兴的、那个是吴兴的,它可以分片开发,但一定是一个统筹的规划,统一的特点,不能是一个个小而全、不相干,也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习近平的嘱托,至今仍回荡在湖州人的耳边。

    南太湖畔,巨变由此开启。

    2007年,湖州制定太湖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方案,当年12月正式启动,既解决了南太湖湖岸生活污染问题,又极大提升了群众获得感。2008年,南太湖度假区区域启动截污纳管工程。2010年起,水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陆续关停。2012年,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正式启动,同时对苕溪两岸养殖业污染进行整治,并关停矿山,从根本上解决了太湖上游来水水质问题。

    2010年6月,长兴成立西太湖旅游度假区,后更名为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遵照习近平“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的要求,近年来,度假区先后拒绝了30多个项目,2015年引进投资200亿元的“龙之梦”大型生态旅游项目。

    如今的南太湖,绝佳的自然生态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发展优势。精品酒店、主题湿地、水上旅游、影视文化、健康养生、婚庆和体育运动等旅游业态欣欣向荣,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2014年6月,湖州在全国地级市中首个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按照建设方案,湖州要打造绿色发展先导区、生态宜居模范区、合作交流先行区、制度创新实验区,先行先试,着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湖州模式”。

    “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

    绿色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来保驾护航。

    “我们要科学看待GDP,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紧推进GDP核算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并使之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挂起钩来。”在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很快启动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绿色GDP”,首先要求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等全面情况;其次,在指标设置上,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情况。

    2004年,浙江在统计体系中,引入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4大新指标。

    “我们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和规划,而领导干部一届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产生生态省建设是遥遥无期、与我任期毫不相关的思想,而息息相关的只有GDP和财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举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对领导干部“绿色GDP”的考评指标必须量化、细化到年度,必须环环相扣。

    2006年8月,浙江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里,新增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能耗及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刚性指标。

    事关“绿色GDP”的体制机制改革,迅速从省、市传导至县、乡镇。到2007年,安吉所有乡镇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全部创新。

    当时,安吉设计了5张卷子,满分100分,其中工业经济权重从40分到0分依次下降。像杭垓这样工业企业少、自然条件优越的乡镇,可以选择最后一张卷子。到年终,只要生态环境保持得好,即使工业没有发展,评分也不会差。这种全新的考核方式,让乡镇干部推动绿色发展有了底气。

    为保护生态,有些地方经济指标可以不考核。那么保护生态所需的资金和加快发展的投入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习书记很早就想到了。”郑荣胜说,“2004年他在淳安给我们上党课时就说,省里要在补偿机制上给予考虑。”

    2005年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全国县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调查,庆元名列第一,景宁、龙泉、泰顺、云和分列第五、第八、第九、第十。“这些县都是浙西南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态保护和加快发展的双重任务。”当年4月5日,习近平在全省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要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如二、三产业)对于源头产业(如农业)的利益补偿。要研究探索把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放到区域生态补偿上来,对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还要研究探索通过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

    第二年,浙江从林业破题,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生态补偿机制政策。2007年,全省八大水系的45个市县都实行了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2016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汇报了开化县关于“多规合一”试点推进落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开化的试点经验是可行的,值得肯定。

    开化的“多规合一”试点,是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互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为市县发展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这一切,正是遵循了习近平当年开创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开始推动优化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区域发展、保护的定位。

    “今后凡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坚决不能建,当地污染负荷超过环境容量的坚决不能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坚决不能批。”2005年9月5日,习近平在钱塘江流域调研时指出,要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和环境功能,优化生产力布局,“对于哪些地方是丝毫不能污染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暂时容忍有限污染的,哪些产业是必须无条件退出的,哪些产业是必须转移的,哪些产业是可以改造的,对这些都要进行宏观上的把握、整体上的布局。特别是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要考虑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必须严格规范建设项目的环保许可,切实把好环保审批关。”

    “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2006年5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阐述说,要依据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充分运用资源环境政策的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发政策。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等要素,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容量、自然资源状况分别进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严格按照生态功能区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主导功能,配套以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导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2006年,浙江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全面实施,确定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功能区。

    转变发展方式,只有政府“一头热”显然不行。

    “在浙江工作时,习书记就提出,要把政府治理污染的行为变为企业和社会行为。”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中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习近平着力推动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进行“倒逼”。

    2005年开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逐步在全省推广,由市场决定排污权价格,从而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同年,浙江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探索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水、电、油、气等价格形成机制,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

    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2005年,东阳、新昌、长兴等地接连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此,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全省沿着生态文明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习近平专程来新昌,考察了新昌日发集团、京新药业公司等,语重心长地告诉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单纯的GDP增长,或者说经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是不科学的发展。因为生态环境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难以为继的,同时也会引起人民群众很大的意见和强烈的反响。”

    他特别强调,“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个纠纷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和谐的发展。过去,我们环保意识不太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太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太强烈。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环保的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都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环保工作仍然不闻不问,甚至对环境污染行为不加控制和制止,人民群众就会以不同形式来要求我们去整治。”

    时任新昌县副县长罗国安回忆说:“县里为此专门出台了《新昌江流域环境污染整治方案》,严格环境准入,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禁止落地;同时还加强了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严查环境违法行为。”2006年,新昌财政收入约10亿元,但用于环境整治的“还债”费用却超过11亿元。也是从那时起,新昌走上了科技立县、创新强县之路。

    透过一些苗头性的事件,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发展与保护关系动态把握不到位,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慢了一些,就认为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能力不行。但如果一个地区下面‘鸡飞狗跳’,上面‘惊天动地’,即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再快,也是无济于事、得不偿失的。所以,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习近平还提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在2006年3月24日的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环保等职能部门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坚决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现象,对环境违法行为要做到抬头一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抓住典型,教育一片,常抓不懈,取信于民。

    此后,浙江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上执法更严、立法更全,以法治促生态建设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一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等行动持续开展,强化经济处罚、停产整治、挂牌督办、区域限批、行政约谈等措施,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

    2013年至今年6月底,全省环保部门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6436件,罚款22.09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0%以上。今年3月,国家环保部专门发文,向全国通报表扬浙江省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省份,环境执法力度保持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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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28日,习近平在杭州钱江新城副阳台景观绿化工程现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推进生态省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省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

    “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

    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要依靠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也必然依靠千百万人共同的绿色行动。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非常注重培育生态文化,倡导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他说,“推进生态省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省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所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这才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2006年4月,杭州崇文实验学校三年级一班获评浙江省“李四光中队”。这项评选是国土资源部发起的一项让少先队员认识地球、保护地球的行动。

    崇文“李四光中队”在校内外开展了很多环保活动,但他们在校外宣传生态环保时,发现有些市民对此不太关心。中队30名孩子因此萌生了“给省委书记写一封信”的想法,希望大人们都来重视环境保护。

    信上说,“珍惜浙江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是‘李四光中队’队员的光荣职责。善待地球,科学发展,让人与自然永远和谐相处,是我们每一位少先队员心中的愿望。为此,我们中队积极开展了‘保护国土资源,李四光中队在行动’系列活动,希望能得到习伯伯的指导和帮助,并号召浙江的少先队员和全社会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同学们很快就收到了习近平的回信。时任“李四光中队”指导老师王婷回忆,“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读了这封回信,孩子们都很激动,也越发坚定了保护环境、爱护生态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说,“善待地球就是善待我们自己,珍惜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持续发展就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在浙江这片美丽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沃土上,需要每一个人都来珍惜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江河、每一寸土地、每一座矿山,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路,使人与自然永远和谐相处。”

    珍惜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江河、每一寸土地、每一座矿山!许多浙江干部印象深刻,习近平总是以一言一行,诠释着对一草一木的珍视,体现着他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求。

    2003年4月24日,习近平来到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当时,习书记看到村庄周边有些山头光秃秃的,得知是村民砍柴做饭引起的,当即说,要给青山留个‘帽’。”时任枫树岭镇镇长叶春晖说,这对村干部启发很大,也推动了村里的沼气工程。

    2004年1月15日,习近平来到位于临安的浙江天目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那天天气很冷,习书记看到这里还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听说曾做过电影《林海雪原》拍摄地,他既惊讶又高兴,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时任天目山管理局工作人员傅强回忆说,在“大树王”前,习书记站了很久,“看到这棵柳杉周围没有护栏,之前有游客在树干上刻字留名,他很心疼,提醒我们用栏杆围起来。”

    开化县金星村,至今传颂着习近平抢救千年银杏树的故事。“那是2006年8月16日,习书记到村里考察新农村建设。”金星村党支部书记郑初一回忆说,考察途中,习近平看到村里一棵千年树龄的银杏树,根部泥土很多被挖掉,根系裸露在外,生命岌岌可危,“他立即和我们说,这是金星村的象征,十分珍贵,不能让它死掉。保护古树,就是保护村庄。”很快,大家培土浇水,展开了一场抢救银杏树的行动。10多年过去,这棵巍然挺立的银杏树,已经成了金星村最亮丽的风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要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生态省建设的良好氛围。”2003年6月4日,习近平在省环保局考察调研时说,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开展生态省建设转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在2005年4月5日召开的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使生态文化真正成为一种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推崇的价值观念。

    在生态省建设过程中,全省上下、社会各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着力培育生态文化,把生态价值观植入人们心中。2004年3月25日,安吉启动全国第一个“生态日”。那天,青少年用塑料袋、旧报纸等废弃物制成服装,走上生态广场进行“环保时装”表演;千名机关干部走村入户,宣传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知识;10万名群众在全县范围内清除白色垃圾。

    2010年9月,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这是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日。浙江意在通过这一载体发挥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切实把生态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提高全民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加快生态文明新风尚的形成。

    绿色学校创建在浙江全面展开,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环境素质的同时,“小手拉大手”,通过学生带动家长,进而带动更多社会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

    通过一系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活动,习近平倡导的“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干部是不称职的干部,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已经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植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一种价值理念变成人们实际生产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既需要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也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共同推动。

    在2004年2月27日举行的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说:“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植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浙江,伴海而生、因海而兴。千百年来,人们耕海牧渔,尽情享受着大海无私的馈赠。曾几何时,随着海洋生态污染和过度捕捞,这片海域一度面临渔业资源的枯竭,以致“东海无鱼”、渔歌不欢。

    本世纪初,浙江近岸海域四类和劣四类海水达81%,重点河口、港湾海水均超四类;海洋灾害增多,赤潮频发;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不仅影响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也对近海、滩涂渔民的种养殖带来影响。

    着眼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治理修复海洋环境、推动渔区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在2003年5月16日举行的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治理修复海洋环境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各级各地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正确处理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关系,高度重视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加强陆域污染源的治理和控制,加强对海上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监管,加强对重大海洋、海岸工程的环境评估,实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工程。

    针对海洋渔业结构调整,习近平提出了“压缩近海捕捞、发展远洋捕捞、主攻海水养殖”的方针。他说:“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引导渔民从近海捕捞转向远洋捕捞,从捕捞转向养殖,从初加工转向深加工,从海洋一产转向海洋二、三产,促进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发展。”

    与此同时,习近平经常下海岛、进渔村、访渔家,谆谆嘱咐干部群众换种方式“吃海”。2005年5月19日,习近平赴平阳南麂岛调研。时任南麂列岛国家海洋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的曹光招至今记得,“那天下午3时左右,习书记从三脚寮码头登上机帆船,出海考察了深水网箱养殖,还和我们一起增殖放流,亲手将大黄鱼幼苗倒入大海。”

    在渔民阮允好家中,得知当地渔民从捕捞转产海钓增收时,习近平说,发展渔业生产、提高渔民收入,关键在于保护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在发展远洋捕捞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养殖业,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专程赴舟山普陀区、岱山县考察。在普陀区蚂蚁岛渔老大林合平家,习近平详细了解渔业资源、捕捞生产、休闲渔业、海岛旅游、渔民收入等情况。他说,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仅涉及到渔区经济发展,而且事关渔民的出路问题。能否解决好转产转业问题,事关渔区社会稳定和今后长远发展。必须立足长远、分类指导,对不同年龄段的渔民,分别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多渠道安置就业、建立社会保障等途径,解决其生产生活问题,巩固渔民转产转业的成果。

    习近平还对舟山领导干部说,要不断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生态高效渔业,做大做强水产养殖和深精加工业,大力发展港口物流、船舶修造、海运和海洋旅游业。认真落实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善海洋生态环境动态监视监测网络和灾害预警体系,全面实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修复工程,切实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为了习近平的嘱托,浙江人民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耕海牧渔”:《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环保法规和规章相继出台,为保护海洋生态筑起屏障;2008年,浙江又发布《浙江省碧海生态建设行动计划》,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海洋生态修复的省份;旨在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一打三整治”持续推进。可喜的是,广大渔民自觉守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资源,每年伏季休渔但见千船进港,更有许多渔民卖掉渔船,转产转业,靠着海洋生态优势开办“渔家乐”,海洋旅游风生水起。

    “就照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2015年2月11日,春节前夕,全国军民迎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行。

    时任湖州市委书记马以,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湖州市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握手的时候,马以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我们按照您的要求,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现在湖州南太湖的变化很大!”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好,就照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殷殷嘱托,再次引发了历史的回响。

    早在2003年4月9日,习近平第一次到湖州安吉调研时,就嘱咐当地干部:“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决不能松懈,更不能反复。”

    牢记总书记嘱托,浙江各地续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

    今年8月15日,是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12周年。这一天,安吉余村的村民俞金宝投资200多万元开办的民宿,顺利结顶了。

    2003年,余村关停矿山的时候,多年来开拖拉机搞运输的俞金宝“失业”了。他跟着朋友到外地打工、办厂,后来回村办起“金宝家庭农场”。去年,余村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游客超过30万人次。今年,俞金宝的家庭农场已经产生效益,新开的民宿即将投入运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安吉全县187个村串起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生态世界,游客纷至沓来,去年全县实现旅游收入233.16亿元,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7.4%,已超过第二产业。

    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集聚力就越强,“绿色动能”会成为安吉赶超发展的最强动能,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说。

    在舟山市定海区新建社区,一条生态公路顺山蜿蜒,花树辉映。近年来,村民们依靠生态优势,主动挖掘海岛特色,将村庄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壁画村,并借助生态旅游,实现了绿色崛起。近两年,20多户农家乐陆续开业,每年游客数量突破30万人次。

    2015年5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建社区。在村民袁其忠的农家乐“画春园”里,他和村民们促膝交谈。

    村民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地述说着村庄的变化,“我们这里空气好啊,老人都长寿”“城里人来这里把水带回去泡茶喝”“青山绿水可以发财”“以前我们穷,现在办农家乐致富,盖新房、买了车。”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建设美丽乡村,一部分是吸收了浙江的经验。浙江山清水秀,当年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确实抓得早,有前瞻性。希望浙江再接再厉,继续走在前面。

    当听说新建社区正在规划建设绿色生态旅游景区,习近平总书记说:“这很好。我在浙江工作时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是大实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个观点,这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奔着这个做。”

    后记

    在余村村口,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10个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多年来,这10个大字已经深深镌刻在5600万浙江儿女心中。

    朴素的真理,往往拥有引领发展的巨大力量;开创性的探索,往往具有影响未来的深远意义。

    10余年来,浙江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遵循,坚定不移地照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走下去,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今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美丽浙江”建设目标,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大力开展“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积极建设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大力建设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城乡,把省域建成“大花园”。

    “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东海之滨的这块沃土上,人们信心满怀,在山川秀美的“大花园”里,把绿水青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接续描绘一幅充满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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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篇
  • 钱江奔涌向大洋
  • 一步一履 心系开放
  • 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
  • 接轨上海 借“海”出海
  • 千帆竞发 “一带一路”
  • 经略海洋 港通天下
  • 拆篱破壁 八面风来
  • 文脉结缘 民心互通
  • 后记

    钱江奔涌向大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浙江在线记者 李杲 谢晔 陈佳莹 周松华 陈醉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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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12日,习近平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嘉兴海盐段建设工地调研并慰问建设工人。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10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李杲 谢晔 陈佳莹 周松华 陈醉 李华)亿万年来,杭州湾张开双臂拥抱着浩瀚太平洋。改革开放号角吹响,钱江潮起,出湾向洋,奔竞不息。

    得改革风气之先,拥开放地利之便,钱江两岸,创业创新灿然勃发,发展传奇壮阔上演。

    时光流淌到2016年初秋。秋水长天,钱江东去,心潮逐浪。习近平总书记回到他风雨同舟六载、夙兴夜寐耕耘的这片开放发展沃土,主持G20杭州峰会。面对全球化遭遇挫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春风化雨、汇聚共识,推动世界经济航船满载“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中国方案”,从钱塘江畔再次扬帆启航。

    也在金秋。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向世界宣示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东西双向开放”等等诸多新理念,以及他更早提出的“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理念,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钱江两岸的干部群众倍觉亲切、备受鼓舞。

    又到初秋。金染钱江,潮平岸阔,东海风来——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首次跻身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三,全年货物总吞吐量已连续8年蝉联第一,正引领全球大港迈向“十亿吨时代”。这是习近平在浙江播下的一颗“蓝色种子”,今天开枝散叶,无远弗届,沿着“一带一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

    大港雄起,金桥飞架,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挺进大西南,抓住入世机遇,千方百计走出去、引进来……

    一步一履,一招一式。习近平在浙江工作的6年,秉持开放发展理念,谋篇布局,妙手落子,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作出许多重大决策,取得许多重要成果,载入史册、惠及后人,强劲支撑着浙江这个资源小省、经济大省勇立潮头,走在前列。这是我省开放发展迅猛提速,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6年。

    开放发展,浩浩荡荡。历史照进现实。回望来路,习近平率领浙江人民开放图强,风雨兼程,迤逦行来。前日萌芽小于粟,今朝草树色已足。正是神州喜事时,浙江在线记者沿着习近平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足迹,溯本探源开放发展新理念,重温谆谆教诲,聆听动人故事。

    一步一履 心系开放

    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远战略,要抢抓当前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

    善弈者谋势。

    “习近平总书记刚到浙江工作时,浙江经济正经历阵痛。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先发优势不再,资源约束加剧,陆域小省的发展局限开始凸现。”时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回忆说。而此前一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市场豁然洞开,广阔蓝海高远莫测,战略机遇失不再来。在这一省情世情下,习近平赴浙履新不久,启程赴11个设区市展开首轮调研。他每到一地,必讲开放发展,一路播撒思想火花,沧海遗珠,烛照前路。

    在嘉兴、杭州、湖州,习近平提出“特别要注重‘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做好利用外资这篇大文章,整体推进杭嘉湖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指出“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那么长三角的发展则是中国的最亮点”,“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整合的发展趋势和我省实际,我们要着眼于‘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外向型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并首次提出“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机制”。

    在宁波、台州、温州,习近平叮嘱要紧紧抓住“港口这个最大的资源”“开放这个最大的优势”;“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在利用内资和引进外资‘两条腿走路’中加快推进经济发展”。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整个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是条‘短腿’”,多次强调“引进外资不仅仅是引进一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新的理念、引进品牌和市场营销网络”,谆谆告诫当地干部“用封闭的办法是保护不了优势的,只有开放才能共赢”。

    在金华、衢州、绍兴,习近平提出“对外开放这个问题,各个地方都要去努力,跟国际接轨,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不管离辐射中心远还是近,都要强化,这是对外开放的内在素质问题”;“要以扩大开放促发展,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一切对我们加快发展有用的生产要素,都要大力地吸收和引进,同时也要千方百计地走出去发展”;“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远战略,要抢抓当前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机遇”。

    在舟山,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发展海洋经济“三个有利于”思想,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我省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拓宽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实力;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丽水,习近平提出利用好侨资的问题,强调“要做好青田华侨要素的回流”,“为他们回乡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在这趟被他称为“登门认脸”的首轮调研中,习近平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时不我待的历史自觉,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启发、感染着各地干部打开视野,谋划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思路。其中许多论及开放发展的观念思想,大音希声,灼灼其华,成为后来“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一开放发展重大战略决策的思想源泉。

    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

    ——习近平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市场经济“万类霜天竞自由”。如何看待本地企业远走他乡、墙外开花?这曾是摆在本世纪初浙江发展“十字路口”的一道考题。

    “2003年前后,一些民营企业家面对资源瓶颈,选择到外省投资,当时省内有不同看法,甚至有所谓‘去浙江化’的批评,认为这是资本外流、企业外迁。”刘亭回忆,“当时,省内对于要不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仍然思想不统一。”

    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习近平敞开胸怀,登高望远,辩证剖析,拨云见日。

    2002年12月2日,习近平在省经贸委调研时明确指出:

    ——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到外省去,首先我们不能人为地限制他,而且他到外边去也未必是坏事,企业做大做强后都有个扩张的需求,无可厚非;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化的,不是说不让人家出去,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出去,我们在国际上还要“走出去”,外省当然可以去,何况还有帮扶西部地区的政治任务。

    同月,他在赴台州调研时就企业外迁再次指出:

    ——要高度重视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利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跨区域流动,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无可厚非。但我们应着重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改进自身工作方面查找原因,勿使出现因我投资环境不佳和工作没有做好而出现的企业外迁和资金外流。

    此后,习近平又在多个场合指出:

    ——民营企业要扩张、要“走出去”,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拦是拦不住的。对此,一方面要乐观其成,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改善我们自身的环境,做到环境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留不住也要设法提高“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的关联度;

    ——短期看,企业走出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长远看,企业走出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腾笼”才能“换鸟”,壮大可以反哺,这更有利于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提高本土经济整体素质和区域竞争力……

    正是基于“只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阔,获取更大发展空间,只有‘走出去’,才能任尔翱翔,激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提出了“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著名论断,统一了全省开放发展新思想。

    “2004年5月13日至23日,习书记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赴四川、重庆、湖北学习考察,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其间提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思想。”刘亭回忆。

    在结束考察几个月后,2004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随后,在11月3日举行的省委十一届七次扩大会议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思想。

    由此,“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成为浙江新一轮高水平、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的中心思想,在向东接轨上海、借“海”出海的同时,向西参与中西部开发,向北参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大批浙商北上西进,“大鹏一日同风起”,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浙江开放发展呈现“东西双向开放”的崭新格局。

    周谷平,浙大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时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对习近平鼓励浙大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印象深刻。

    2006年10月29日,浙大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习近平亲自前往揭牌、奠基,他在致辞中指出:“共建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促进东西部合作的重大举措”,勉励浙大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要为西部发展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做贡献,努力建设成为浙江与西部合作的强大助推器、孵化器”。

    在这一理念的感召带动下,西研院牵头整合浙大资源实施了多个东西合作项目,在2007年便开设西部MPA班,至今已培养700多人,2008年以来,陆续将稻田养鱼技术引入贵州、东桑西移至广西地区,更为浙大研发的先进技术带到西部牵线搭桥。

    2004年5月16日,让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永生难忘。正率浙江省代表团在中西部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娃哈哈四川广元分公司。习近平当场肯定“娃哈哈在帮扶中走出了一条企业运作、市场导向、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路子”。宗庆后说,娃哈哈的企业实践完全证明了习书记“参与中西部开发,既发展了当地经济,又为浙江经济延伸了产业链,拓展了新空间,实现了浙江与中西部地区的双赢”的论断。从2002年开始,娃哈哈“西进北上”、靠近消费市场就地设厂的战略步伐越迈越大。娃哈哈在西部地区的年销售额从不到7亿元迅速上升到如今的逾百亿元,西部分公司达到2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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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5月9日,习近平出席“美国·中国浙江周”活动时在肯恩大学访问。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接轨上海 借“海”出海

    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整合的发展趋势和我省实际,我们要着眼于“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习近平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在习近平首次调研嘉兴、杭州、湖州4个多月后,经过充分调研谋划,习近平“接轨上海,全面融入长三角”的战略谋划付诸行动。这是习近平着眼全国开放大局,深化浙江开放理念的第一个重大举措。

    2003年3月21日,习近平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一行60余人驶向上海,开启了对上海、江苏的学习考察之旅,从此拉开两省一市“峰会”的序幕,长三角区域合作骤然升温。2003年因此被经济学界公认为“长三角元年”。

    “在习书记到浙江之前,两省一市也有会晤机制,即2001年共同建立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但仅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习书记来浙江以后,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才正式设立,自2005年延续至今,每年由各省市‘一把手’出席。”正如刘亭回忆,正是习近平提议,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长三角一体化由此提速。

    嘉善,江浙沪两省一市交汇之地,是习近平眼中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

    时任嘉善县县长何炳荣印象深刻。2004年2月,习近平首次调研嘉善,主题就是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交流。“习书记首次来嘉善就面向全省的接轨上海工作提出了‘五个抓’,即抓统筹规划、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完善机制和优化环境。”何炳荣记得,尽管那次调研离省委作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重大决策仅一年,但那时全省接轨上海已全面开花。交通上,两省一市联合出台“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旅游上,联合发表《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工商管理方面,两省一市在投资准入、市场规范、信用信息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人才方面,联合发表《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

    “习书记离开浙江后,依然很关心接轨上海的问题。”2008年,已到中央工作的习近平把嘉善确定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联系点,当年10月,已是嘉善县委书记的何炳荣曾赴北京中南海向习近平汇报联系点情况。“原本汇报只安排了半小时,最终习书记却和我们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何炳荣记得,在讨论联系点开展活动的主题时,习近平指出嘉善应重视城乡一体化、交通一体化问题,尤其是如何接轨上海。“一个小县要和大上海对接,最重要也最有难度的就是规划设计问题,在随后的交通规划中,习书记更给予嘉善批示指导,为我们接轨上海指明了方向。”

    敏锐的浙商观海听涛、迅速响应,引进上海项目,赶赴上海投资,一时风起。自2003年到2006年底,浙江在沪投资的全资或控股、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的企业3.5万家,注册资金达1000亿元;仅杭州市便从上海引进项目1042个,协议总金额325亿元。

    当年“千军万马抢滩上海”的情景,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省里接轨上海的号召提出来后,我马上组织董事会专题研究,很快就去上海、嘉兴等地寻求‘接轨’的机会。”南存辉回忆,“当时正泰在上海松江投资兴建输配电产业园,同时想在嘉兴一带搞个项目,作为对接大上海的‘桥头堡’,但一时解决不了用地问题。有一次,我当面向习书记提了出来。没过多久,工业用地的事情落实了。”这让他激动不已。

    正是习近平的亲切关怀,正泰集团踏上接轨上海的第一块跳板,从此借“海”出海,逐渐成长为国际市场的弄潮儿。

    南存辉清晰记得,2007年8月23日,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后,专门考察了正泰电气松江工业园。“当时我汇报说,几年前,省委和您提出让我们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那时我们还很难理解您的战略意图,哪有省委书记叫企业到外地去发展的。现在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上海的、全国的、全球的优势资源整合进来,把浙江发展得更好。”

    被习近平称为“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浙商,向来有直取制高点的雄心。上海的制高点就是人才和科技,捷足者“早有蜻蜓立上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德清的华莹电子便辗转向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攀高亲”,双方达成筹建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合作意向,依托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技术支撑,成功试制出合格的晶体材料,可谓“接轨上海”的先锋。这种“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正是习近平在浙江所大力倡导的。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来到中电科技德清华莹电子有限公司调研。“就在习书记到访企业前两年,我们完成了与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合作,将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人才资源为我所用,补上了地方科技型企业的人才和科研成果短板,延续了‘产学研’结合的‘德清模式’。当时我也就此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他对此很肯定。”时任中电科技德清华莹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怀烈告诉记者。

    借助上海、北京、南京等发展前沿地区的科研和人才资源,华莹电子成功创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工作站,主持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企业年销售额和利润不断攀升。去年,企业销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利润则翻番。iPhone、华为、中兴等大牌手机中的关键基础材料——六英寸声表面波级黑化铌酸锂单晶片,华莹电子排在供应商前列。

    隔着浅浅的杭州湾,东方明珠上海与东海明珠宁波遥遥相望,上海港与宁波港宛如长江经济带的一双“龙眼”。两座文化同根、人缘相亲的江南都会,两个处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T字型交汇口关键节点的大港,望穿秋水,天各一方。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曾经震惊世界的当年全球最长跨海大桥,不啻浙江海洋经济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一座里程碑。

    “2003年至2008年间,习书记曾六次视察大桥工程,包括他到上海和中央工作后。可以说,对杭州湾跨海大桥,习书记充满了感情。”时任大桥建设总指挥、原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勇动情地如数家珍:

    2003年5月27日,习近平视察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桥址,指出“我们即将迎来大桥经济、大桥时代,开工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同年6月8日,他亲自出席了大桥工程奠基仪式;2006年7月12日和9月13日,他又两次视察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2007年7月22日和2008年10月30日,先后已在上海和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又一再视察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和通车情况。

    尤其让王勇难以忘怀的是,2005年,工程遇到了资金困难,举步维艰。习近平不仅亲自过问,协调部门解决问题,还在同年4月的全省重点建设暨“五大百亿”工程工作会议上,专门就此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表态,‘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中之重项目。社会经济效益有目共睹,是有战略眼光的项目,省委省政府积极支持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希望民营企业各个股东积极配合支持大桥投资建设’。”

    在习近平身体力行、持续关心下,2008年5月1日,总投资134.54亿元、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将上海、宁波两城的陆上距离拉近了100余公里,形成了“2小时交通圈”。短短几年间,大桥南岸的宁波杭州湾新区精彩蝶变,在一片滩涂上崛起了拥有大众、吉利、方太等领军企业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承接着沪浙两地科技、人才资源的开放融合效应。

    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港,一个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一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大港,一桥飞架,直取对岸。各自依托港阔水深的黄金岸线、开放前沿的金融高地,优势互补,共同注资成立企业,从竞争走向竞合,联手担负起国家战略使命,携手掘金国际航运市场。与此同时,沪甬合作迅猛提速,“上海·宁波周”连续举办,签约大单迭创新高。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当下,一条意义非凡的黄金铁道——沪甬跨海铁路正在紧锣密鼓筹划上马。习近平10余年前明见万里的“大桥时代”开放发展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千帆竞发 “一带一路”

    我们要重点抓好“三个千方百计”。一是千方百计“引进来”。二是千方百计“走出去”。三是千方百计创环境。

    ——习近平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巨大的战略机遇与挑战,习近平冷静观察、洞幽烛微,谋定而后动,率领浙江人民千方百计“引进来”,千方百计“走出去”,千方百计创环境,推动浙江外向型经济迈上新台阶。

    如何准确判断、辩证分析入世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指出,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2004年是浙江开放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年。” 省商务厅副厅长、时任省外经贸厅综合处处长张钱江回忆说,“同年先是召开了近年来唯一一次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后一个月随即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实现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的跨越。这样的力度可谓空前绝后。”在这次会议上,“扩大利用外资”被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早在2002年底,习近平首次在温州调研时就指出:温州乃至整个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是条“短腿”,利用民资和利用外资“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走路”要好,利用外资不仅是资金的问题,背后是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广阔的国际市场。

    “那时候习书记很重视利用外资工作,特别是大项目引进,我曾多次在他接待新加坡、俄罗斯等国驻华使节和外商时在旁陪同。”在时任省外经贸厅分管外资工作的副厅长傅杜尔看来,“习书记向外方介绍浙江投资环境不按固定‘套路’。不同的对象他都会像唠家常一样谈笑风生,让对方如沐春风,而对于来访者任何一个话题,他都能自然得体地接上,体现了丰富的经验,深厚的功底。”

    坐言起行。2005年1月16日至22日,习近平率领由600多人组成的浙江代表团参加2005“港澳·浙江周”。“‘港澳·浙江周’可以说是浙江主动走出去,宣传浙江、扩大影响、促进合作,提升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重大活动。”傅杜尔仍记得,开幕式当晚,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台上精彩的绍剧《真假悟空》引来阵阵掌声,台下是浓浓的浙江乡音,忆桑梓、道乡愁、谈合作。

    “在澳门,习书记的日程很紧,除了参加开幕式等主场活动外,还特别安排了葡语国家驻澳机构首席代表座谈会、有关商会协会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他在百忙中还不忘交代,对送来花篮的机构和个人要及时送去我们的感谢信,感谢他们对浙江的关注和支持。”

    最终,那一次“港澳·浙江周”共签订投资项目153个,总投资额62.58亿美元,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萧山国际机场与香港机场管理局的合资项目。

    自那以后,美国“浙江周”、法国“浙江周”……一发而不可收。

    另一种不拘形式、因需而设的大规模“走出去”也开了我省开放发展之先河。2005年7月16日至22日,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率代表团赴韩国访问,并出席“2005浙江(韩国)投资说明会”。“投资说明会当天,习书记作主旨演讲,整个会场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人。”当时身在现场的傅杜尔回忆,当天韩国各大商会协会、企业界500多人参加了投资说明会,现场浙韩企业签订了40个投资项目,总投资11.68亿美元,LG、SK等一批世界500强巨头与浙江企业签约。

    随后,习近平一路马不停蹄,先后考察了SK、晓星、LG、三星等4家大型企业。“每到一家企业,习书记都要介绍一遍浙江的投资环境。他在介绍中说,浙江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是中国发展势头最好、投资环境最佳的区域之一。习书记还吩咐我们,浙江企业在海外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重点关注,并及时加以解决。”傅杜尔说。

    正是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年世界500强之首“沃尔玛”、浙江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三井住友”、第一批外资保险公司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等国际500强巨头纷至沓来,浙江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

    如果说“两条腿走路”理论阐述的是“引进来”的道理,那么习近平引用的“地瓜理论”则生动阐释了“走出去”的哲学。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曾有过一番精彩的比喻:“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生动的话语,深刻的哲理。大批浙商在我省“三个千方百计”战略指引下,扎根祖国,扬帆远航。

    正泰集团正是其中之一。“2003年,我曾在习书记办公室向他汇报正泰‘实施国际化战略打造先进制造企业’的计划,习书记听得很仔细,提出许多很专业的问题。当年7月21日,他还给我们发来贺信,祝贺我们启动国际化战略。”南存辉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正泰集团正是按照习书记提出的以多种方式“走出去”,沿着“一带一路”布局发展,在陕西咸阳投建智能电气西北产业园,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均有正泰投建的光伏电站,更已在北美、欧洲、亚太设立三大全球研发中心、五大国际营销区域、14家国际子公司、22个国际物流中心,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

    关心关怀、着力培育市场主体争当“走出去”的主力军,是习近平一贯的开放发展思想,他的足迹遍布浙江企业的车间仓库、堆场货栈。许多习近平调研过、关心过的企业也正沿着开放发展的路子积极“走出去”,活跃在“一带一路”的大道上。自2001年开始,吉利集团接连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伦敦出租车公司、马来西亚宝腾汽车等,成为习近平当年期冀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巨石集团产能“出海”,在埃及建起20万吨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实践了习近平当年积极支持生产企业到境外建立生产基地的发展思路……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2007年,习近平离开浙江的这一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1768亿美元,比2000年翻了两番多,首次跨入千亿美元出口俱乐部;当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之前20多年之和。也是这一年,浙江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达3039家,累计投资总额20.94亿美元,境外机构数居全国第一,星罗棋布于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19%,“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全省上下秉持习近平倡导的开放理念,纵横全球,勇立潮头。

    从“外贸大省”到“开放大省”,再到省委书记车俊提出“开放强省”,“以‘一带一路’统领新一轮对外开放”,习近平亲自制定的“八八战略”始终指引浙江的开放发展不断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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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28日,习近平在丽水莲都区考察。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经略海洋 港通天下

    海洋经济是开放经济。自古以来,海洋就是开放的象征,人类的开放历程,就是人类利用海洋、征服海洋的历程。

    ——习近平

    海洋资源是开放资源,经略海洋就是扩大开放。

    2003年1月,习近平第一次到舟山调研时就深刻指出,“海洋是浙江的一大优势”,要求“做好海洋经济大文章”。他说:“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2003年5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又连续渡海登岛,赴舟山、宁波、台州集中考察调研海洋经济。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强省建设的重大举措抓紧抓实抓好。

    3个月后,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发展海洋经济对扩大开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海洋是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二省一市走向世界的共同通道。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保护和开发海洋资源,不仅是实现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长三角地区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途径。”

    之后不久,省委出台了《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江经略海洋宏图由此开启崭新一页。

    时任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钟达回忆,当时,舟山发展步履艰难,陆域小、资源少,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习书记第一次到舟山,就指出了舟山丰富的海洋资源,突出的战略地位和区位优势。”他回忆说,“习书记指出,舟山地处沿海南北航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要冲,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之一,也是我省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条重要‘蓝色通道’。”

    2004年9月,习近平在舟山调研时进一步明确指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舟山放在国际上、放在全中国、放在浙江省这样的位置上去考虑。越这么考虑,舟山的地位越不可限量。”钟达回忆说,“习书记的这些发展思路让舟山干部群众耳目一新,备感振奋。”

    舟山群岛孤悬海外,没有便捷的交通,黄金岸线只能待字闺中。1999年,舟山人民世代梦想的“大陆连岛”工程上马。可起初建设规模较小。钟达说:“当时,对于建不建后续工程,很多人有不同看法,认为投资百亿元,就解决几座海岛交通不便的问题,不太值得。”

    习近平却洞察发展大势,深刻地指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个区域开放的基础,更是海洋经济与海岛发展的“牛鼻子”,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要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

    早在2003年1月,习近平顶着凛冽寒风首赴舟山调研时就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连岛大桥如果建起来了,对舟山的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推动,对全省的布局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调整作用。无论从长三角经济发展推动方面,还是我们生产力布局调整方面,都会有积极的变化。”

    设施联通,后来成为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中“五通”的重要内容。

    仅4个月后,习近平再次登岛调研,最让他牵挂的是跨海大桥。他专程到金塘岛,察看了跨海大桥的选址,听取汇报。他叮嘱舟山干部群众:“舟山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桥头堡,舟山连岛工程不能单纯从解决舟山交通不便的角度来看待,而是海岛与内陆的重要纽带,是宁波—舟山港一体化的重要纽带。”

    习近平一一过问舟山连岛工程的建设情况,并明确安排了由省交投、舟山和宁波三方共同担当工程的投资主体,解决资金难题。

    2004年9月,习近平三赴舟山、再问大桥,明确要求连岛工程快马加鞭,争取早日建成。

    东海明珠一线串,千里“江陵”一日还。2009年12月26日,在习近平殷殷关切、朝督暮促下,历经十年建设,总投资超过130亿元,绵延近50公里的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全线通车,从舟山本岛启程,跨越里钓、富翅、册子、金塘四岛,于宁波镇海登陆,全程仅一小时。舟山从此正式融入国家高速路网。

    凭借连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水深港阔的黄金岸线,舟山挥动长袖、登台起舞。2011年,全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舟山群岛新区设立;2016年,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落地;今年4月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舟山乃至浙江,开放发展水平再迈新台阶。

    舟山金塘岛,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集装箱集散枢纽——宁波舟山港大浦口码头雄踞杭州湾南岸、甬江入海口之间,离宁波北仑仅一箭之遥。今年1月至7月,集装箱吞吐量达65.9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4.2%。去年签约的中澳现代产业园项目正如火如荼、大干快上。金塘岛,一个以国际集装箱中转、储运和增值服务为主,兼顾海洋装备制造、大宗商品中转储运加工的“国际物流岛”初展雄姿。

    舟山衢山岛,一座超级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一艘艘超大型矿砂船频繁靠泊,来自全球各地的铁矿在此汇聚,而后搭载不同吨位的散货船,水水中转,深入长江经济带腹地。仅今年上半年,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接靠40万吨级矿船11艘次,完成铁矿石吞吐量1334万吨,引领着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迈入“超级巨轮”时代。

    谁又能想到这两块生机勃勃的创业热土,当年均是弹丸渔村?这是习近平独具慧眼、亲自选定的两块“宝地”。

    往事历历在目。钟达清晰记得,2003年5月14日,习近平从嵊泗坐船回舟山本岛,在船上听取跨海大桥的汇报,第二天,习近平专程来到金塘调研,亲自察看金塘大桥选址,仔细听取了金塘大桥的两套选址方案汇报。当得知金塘岛弹丸之地竟有27公里深达15米以上的岸线后,习近平来到金塘大浦口岸段考察,叮嘱周围的干部:“这是一块宝地,是很好的天然良港,开发的前景广阔。”

    无独有偶。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登上岱山衢山岛再次考察舟山深水岸线资源。他指出:“随着大小洋山和宁波舟山港建设的加快,六横岛、金塘岛、衢山岛作为尚未开发的宝地,资源优势日益显现,嵊泗、岱山的区位优势也日益凸现,舟山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习近平深谋远虑的擘画,历届省委与甬舟人民谨记在心,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

    2005年5月,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动工兴建,2010年7月,1号、2号深水泊位投入试生产。今天,大浦口码头运营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达13条。

    2009年,衢山镇鼠浪湖岛上2000多名原住居民完成了整岛搬迁,随即开始“移山填海”的庞大港区建设工程,前后开山达580万立方米,填海面积达90万平方米。2013年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正式开工。今天,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

    2015年5月,一个舟山人民阔别已久的熟悉身影“千里来寻故地”,习近平总书记第十四次跨海登岛、重访舟山。当年“要把舟山放在国际上、放在全中国、放在浙江省这样的位置上去考虑”的开放发展宏图,正在舟山走下蓝图、化作实景。习近平总书记欣慰地说:“舟山这几年发展变化很大,现在的样子已完全认不出了。”

    桥起大洋,港通天下。连岛工程告捷,另一盘习近平念兹在兹的开放发展“大棋”密集落子、全盘皆活。

    港口,开放发展的门户,在习近平开放发展布局中举足轻重。

    2002年12月,习近平首次调研宁波时指出:“如果说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那么,开放应当是宁波最大的优势,只有把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这两个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2003年8月18日,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发挥我省的区位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大进大出’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两头在外,推动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

    可彼时浙江,囿于体制束缚,沿海港口“各自为战”,低价争揽货源时有发生。宁波、舟山两港,虽处同一海域,使用同一航道,坐拥同一经济腹地,但港口的规划、建设、营运、管理却相互分割,岸线资源难以优化配置。2004年,宁波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仅400万标箱,在大陆港口也排不进前三,而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也仅7200多万吨,居我国大陆第九位。

    百川归海,有容乃大。习近平认为,发展海洋经济,必须遵循资源共享的开放属性,当务之急是“加快宁波—舟山港一体化进程,加快开发大港口、建设大通道、发展大物流,形成以宁波—舟山深水港为枢纽,温州、嘉兴、台州港为骨干,各类中小港口为基础的沿海港口体系和现代物流系统。”

    2005年12月20日,在习近平果断决策下,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他亲自前往揭牌。时任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令红仍然记得习近平在揭牌仪式上的铿锵话语:“港口兴,则城市兴;港口兴,则经济兴。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宁波港和舟山港资源,实现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是面向未来的必然趋势!”

    2006年1月1日,“宁波—舟山港”名称正式启用,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品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继续深度整合,一个崭新的东方大港雄姿初露。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习近平对两港一体化始终紧抓不放。2006年5月,他专程带着李令红在内的浙江代表团赴美考察全球著名的组合港——纽约—新泽西港,语重心长地嘱咐李令红,“宁波—舟山港有着优越的深水岸线条件,潜力很大,一定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天造地设的黄金组合,两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2006年12月27日,宁波—舟山港挂牌仅一年,集装箱年吞吐量首次达到700万标准箱,习近平亲赴码头,按下了第700万标箱的起吊按钮。2008年11月,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年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标准箱!李令红向已到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写信报喜。习近平特地让秘书打电话祝贺,“希望宁波—舟山港继续做大做强,走在前列。”

    习近平的殷切嘱托成为浙江港口发展奋斗的目标。2015年9月,省海港委设立,省海港集团成立,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隆重揭牌,两港真正实现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实质性一体化。2016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了9亿吨,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2156万标准箱,位列全球第四,成为衔接服务中西部广大腹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支点。

    拆篱破壁 八面风来

    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习近平

    改革与开放,血肉相联。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没有开放,改革行之不远。进入21世纪,面对先发优势不再、体制活力衰减的浙江发展阵痛,两个问题始终拷问着我们这个陆域小省:

    一个是如何扫清阻碍扩大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抓住入世机遇,走在开放发展前列?一个是如何洞穿地域行政壁垒,拆除部门利益藩篱,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2004年,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开放体制创新,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这一习近平重要开放发展思想由此提出。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一年前的“开放之旅”。2003年3月27日,习近平率团考察上海、江苏归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布局“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高我省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在会上提出:我们要学习沪苏之长,“降低门槛”、“拆除围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现代理念和服务意识。

    习近平这一重要指示,为浙江打造开放发展的软环境统一了思想。浙江以全面提升发展环境为目标的“机关效能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旋即上马,一系列服务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组合拳”同步推出。不断深化国有外贸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改革、在全国率先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建立“走出去”的专项扶持基金、扩大企业出口信用保险……

    2004年2月2日,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举行。习近平在会上直指不适应入世后全球开放新格局的体制机制障碍。他指出:“特别是面对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考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显得尤为迫切。”

    机制羁绊之痛,改革红利之重,从“鸡毛换糖”起家、如今商行天下的义乌最有切肤之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来义乌设立办事处的境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作为县级市的义乌,很多涉外业务都无法开展。”原义乌市商务局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科科长朱军回忆起第一次接待境外客商的情景。一家澳门企业要在义乌设办事处,朱军便带着他往杭州跑了四五个部门,找到负责部门下设的服务中心,一问光是表格就要填二十份,并对雇用人员作了诸多限制,这名客商打了“退堂鼓”,黄鹤一去不复返。

    义乌人不会忘记一个小小的改革动作得到了习近平的亲切关怀。2002年底,义乌365便民服务中心投用,首批28个部门入驻,涉及各类审批、审核、核准及服务类项目共160项,其中就包括了“代办”外商投资审批等涉外业务办理。中心开业两个月,迎来了一位特殊访客——时任省委书记、代省长习近平。

    “习书记对中心是否便民、如何便民很关心,详细询问了中心内部机构设置情况、可办事项、便民效果,还跟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时任义乌市365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现任义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董利明陪同习近平从中心一楼看到二楼,一路上她详细介绍了中心的情况。习近平指出,“政府办便民服务中心,减少了办事程序,可以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这很好。”临别时,习近平勉励服务中心,“好好总结经验,贵在坚持。”

    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类似的便民服务中心在浙江全省迅速铺开。到2004年,全省各地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80多个各类服务中心,大大简化了办事流程,也规范了行政行为。到2007年,全省所有市县全部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或行政服务中心。

    强县扩权,义乌再迎开放发展利好。2006年11月,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是为义乌量身定制的改革,一次性赋予一个县级政府百余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这次扩权中,外国人在义乌就业许可、邀请外国人来华签证通知审批、因公出国(境)任务审核审批、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登记、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等项目,都被下放到义乌这个县级市,为义乌的开放崛起解除了体制束缚。

    马来西亚珠宝商郭集福回忆,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义乌做生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他萌生了到义乌开店的想法,但是当时外国人还无法直接从事个体经营业务。“2004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店铺,但是借用的是义乌朋友的身份证,一直到2006年政策放开,领到就业证,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公司。”

    拆篱破壁,豁然开朗;小小义乌,八面风来。改革释放出开放发展巨大活力。据统计,2000年常驻义乌从事国际商品贸易的外商只有600多位,外商办事处也只有55家。而到了2006年,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外商办事处增至942家。2011年,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花落义乌,义乌在全国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解决了专业批发市场外贸发展的制度缺失问题;2014年,唯一一趟全民营中欧班列“义新欧”(义乌—马德里)鸣笛开通,义乌开启了通向“一带一路”的开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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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2月24日,习近平在宁波北仑调研宁波舟山港对外开放情况。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文脉结缘 民心互通

    充分发挥浙江深厚的人文优势,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引进来”,推进缔结国际友好地区、友好城市文化交流活动。

    ——习近平

    “西湖十景,或近观、或远眺,引人无限遐思、流连忘返。连通这些美景的是一座座历史悠久、造型优美的桥……”2016年9月4日,西子湖畔,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欢迎晚宴上如是致辞。一湖一桥,历史人文,勾连起中国与世界。

    夜空如洗,西子静好。一台美轮美奂的晚会随后在湖面上演。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似水流年浓缩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之中,《最忆是杭州》倾倒全球来宾。养在深闺,一朝惊艳,杭州以千年古城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国际上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江南丝竹”。

    “把浙江推向世界,把中国的文化展现给世界各国”这一开放发展的宏大命题,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开放发展新格局的科学判断,以及对浙江人文省情的切实把握。2005年,习近平主持召开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会议指出,“浙江文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的不相适应”,由此提出的文化传播工程,列入了当年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会议最终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描绘出浙江文化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

    在那次大会上,习近平首次完整阐述了文化开放理念,他指出:“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浙江深厚的人文优势、地处东南沿海的地缘优势、拥有大批浙籍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人缘优势,以及浙江人善于闯天下的优势,加强浙江与兄弟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引进来’,推进缔结国际友好地区、友好城市文化交流活动。”

    “浙江文化周”今天已然成为浙派文化“走出去”的金字招牌,“这是习书记亲自‘挂’出去的。” 时任省文化厅外事处处长李莎回忆。

    2004年11月,习近平出访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签署了建立两省友好交流关系的协议书。第二年的10月17日,根据习近平的指示,浙江派出浙江“文化团”出访阿尔卑斯滨海省,开展“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那一天,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蔚蓝色海岸亮起了“中国红”。

    李莎回忆说,当时“天上人间”中国丝绸文化展、“水乡烂漫”浙江农渔民画展以及长兴百叶龙等浙江非遗展示一齐亮相,惊艳法国。这样的文化走出去形式让中法两国的文化充分交流融合。她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双方商讨农渔民画展览主题时,法方从西方审美习惯出发,给展览取名为“这一天,水是有颜色的”,这一改动更便于外国人理解画中的渔民和水,这是文化融合最生动的案例,从此,中国浙江和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的文化交流持续至今。

    这是“浙江文化周”的源起。根据习近平对此次活动“应总结推广,今后继续有计划开展”的指示,至今已在全世界18个国家举办了21次“浙江文化周(节)”,成为浙江文化走出去的品牌活动。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个国家的地方领导人在对外会见或出访中,不光是重视会谈交流、经贸活动,同时也注重用文化的方式影响外国友人,加深了解,增进合作。我认为这是习书记在对外交流中的过人之处!”时任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说,“习书记的文化开放思想提升了浙江自我认识的高度,比如,如何为浙江发展,甚至国家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空间。尽管我们是一个省,也要担负中国文化走出去、引进来的重任。”

    根植于习近平当年精心布局,浙江对外文化交流走在全国前列。数据显示,我省文化产业成为服务业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2016年上半年,我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出口首次在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比过半,与前一年同比增长逾166%。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走出去”的基础是保护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15年12月16日,桨声灯影,曲水流觞,全球互联网巨子群贤毕至,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这座枕水而眠的千年古镇惊艳世界,大会决定将这里定为永久举办地。

    会场传来一个乌镇人民熟悉的声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临现场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脱离讲稿,亲切地回忆起在浙江工作的难忘岁月:“我曾经在浙江工作多年,多次来过乌镇,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就是乌镇第二期改造的时候,我在这里帮助他们策划,支持他们古建保护、旅游开发。今天再次来到这里,感到亲切熟悉,感到耳目一新,毕竟我多年没有来了,感觉对这里还是刮目相看了。”

    如叙家常般的话语勾起了乌镇人民无限深情的回忆。从原来落后封闭、不通公路的冷乡僻壤,打磨成一枚光彩照人的水乡明珠,凝聚着习近平的心血汗水。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在浙江工作的6年中,习近平五赴乌镇调研指导。乌镇干部群众最难忘怀的是2005年8月3日。时任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向宏忆及往事犹在眼前。

    那一天,骄阳似火,习近平来到乌镇古镇二期保护工程现场。“习书记一来就跟我说,到工地去,到现场去看。我们陪着他走了将近3个小时,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领导可以问得这么细的。”陈向宏回忆说,“当我们走到枕水酒店时,那时候客房的楼梯还只是水泥刚浇好,栏杆都还没装上,我就劝习书记不要上去看了,但习书记还是坚持要上去,上去后就问,床放在哪里,客房你准备卖多少一间……”

    “我们看完工地,回到一座老房子,我看习书记的衣服已经湿透,整个贴在前胸和后背。”陈向宏深情回忆,“习书记顾不上休息,当场提了3点要求,第一要尊重乌镇的历史遗存,要修旧如旧;第二,要把环境尤其是水环境搞好;第三,要做好传统文化创新的文章,给古镇植入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文化。”

    “我当即表态,原来乌镇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不会轻易去抹掉,哪怕是一堵墙,一个梁架,我们能保留的,都会保留下来,精心修复。习书记听了表示赞赏,临走时,还握着我的手说:‘好好干!’”一句“好好干”让陈向宏鼓舞至今。

    在陈向宏看来,当年习近平给乌镇发展定下了两大基调。其一是在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利用。其二是乌镇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过去的”乌镇,而是中国的乌镇,世界的乌镇。“我们沿着习书记的思路不断努力才有了今天璀璨夺目的乌镇。习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讲到,对今天的乌镇‘耳目一新’‘刮目相看’,我听了无比感动!”

    时任桐乡市委书记陈越强对习近平那次调研指导同样刻骨铭心。

    “那天习书记戴着草帽、冒着酷暑,整整一上午,详细了解了工程建设、资金来源等情况,汗水浸透了衣背,”陈越强回忆说,“这个情景被一个记者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我常常拿出来翻看,每次看都觉得就在眼前,感到鼓舞和振奋。”当时,乌镇西栅保护开发遇资金困境,习近平亲自过问予以解决。“临走时,习书记鼓励我们‘要坚持以保护历史遗产来开发旅游’的理念不动摇,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陈越强回忆道。

    乌镇人民没有辜负习近平的厚望,始终沿着他谋划的思路保护文化、挖掘文化、恢复文化、创新文化。先后获评国家5A级景区、中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13年,投资4亿元的乌镇大剧院正式竣工,成为乌镇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标。以此为依托,连续举办四届乌镇国际戏剧节,共演出国内外剧目42部,吸引国内外观众75万人次,演绎了一个千年古镇以传统文化复兴“讲好中国故事”的经典范例。

    “乌镇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并非偶然。”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选址时列出了3个条件:一是互联网经济比较发达,二是像达沃斯那样可以被赋予互联网魅力的小镇,三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乌镇在三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与其说世界互联网大会选择了乌镇,不如说是选择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已经成为现代互联网技术与中国传统社会融合发展的一种象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推动了网络创客、网上医院、智慧旅游这些新的业态快速发展,让这个粉墙黛瓦的千年古镇焕发出新的魅力。乌镇的网络化、智慧化,是传统和现代、人文和科技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也生动体现了全球互联网共享发展的理念。”此时,中华文化与互联网的融合,正唤醒这座千年古镇的鲜活灵魂。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由衷感叹习近平当年殷切叮咛保护古镇的远见卓识。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邦之兴,由得人”。注重民心相通,引资与引智并重,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一以贯之的开放发展理念之一。2003年12月,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召开,继文化“走出去”后,一场教育“引进来”的大戏拉开大幕。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人才智力资源。

    2004年3月13日,在习近平推动下,浙江与北京大学在京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在签约仪式上,习近平表示,浙江与北大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后,省委、省政府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全力支持省校之间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合作。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面向全球招引人才、合作办学在浙江蓬勃开展。

    在宁波,我国第一所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大学应运而生,该校由宁波市政府主办,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联办。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长徐亚芬仍记忆犹新,2003年1月5日,习近平到万里学院考察,她向习近平大胆汇报酝酿已久的想法:引进世界百强名校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创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大学。

    “中国宣布加入世贸组织那天,我一夜未眠,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全球视野的人去应对挑战、抓住机遇,而中国教育何去何从?我认为,这倒逼着中国的教育也要全球化。”徐亚芬回忆说,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要突破思想和体制上的诸多环节,谈何容易?她没有底气把握,可她没想到,“习书记听后,当即表示全力支持,这给了我无比的信心!”

    在此之后,习近平三访万里学院,每次必问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筹建情况。2006年2月23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落成,习近平在落成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建和成立,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也为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

    2006年5月21日,习近平出席了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协议书签订仪式,为又一所我省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助推加力。

    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今天已桃李芬芳,缓解了我省高校资源紧缺的短板,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仅宁波诺丁汉大学已向社会输送十届本科毕业生,超过六成学生赴国外院校读研,其中不乏进入世界排名前十强的顶尖大学深造。

    后记

    钱塘江潮起潮落,西子湖春去秋来。10余年来,历届省委遵循“八八战略”,一任接着一任干,续写着“进一步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这篇大文章。十八大以来,全省对外开放加速推进,对外贸易巩固扩大,跨境电商蓬勃兴起,内引外联、优进优出,转型升级“组合拳”打出了开放发展崭新天地。

    踏着习近平在浙江的开放发展实践足迹,循着习近平在浙江的开放发展思想脉络,伫立在东海之滨静思追远,东风浩荡,一帆高悬,浙江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一往无前,直达“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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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篇
  • 以人民为中心
  • 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 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
  • 让每个人全面享有发展成果
  •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
  • 后记

    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共享篇
    浙江在线记者 金波 刘乐平 陈宁 马悦 李攀 黄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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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21日,习近平在舟山普陀区东极岛调研并看望慰问当地渔民。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金波 刘乐平 陈宁 马悦 李攀 黄珍珍)有一个理想,质朴深沉,凝聚力量;有一种信念,炽热坚定,昭示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自从在嘉兴南湖红船上诞生起,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价值取向始终如一!

    2012年11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刚刚在党的十八届一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时,道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真挚情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列入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一词,重如千钧,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中。

    时光回溯,情怀如初。

    在浙江工作的6个年头里,习近平怀着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爱,怀着对人民最浓的情,察省情,访民意,擘画“八八战略”,致力于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重点帮扶贫困人口等困难群体,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实现全民共享;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实现全面共享;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动员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到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中去,实现共建共享。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这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历史性变革,历史不会忘,人民不会忘。

    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习近平

    2002年10月,在将知天命之年,习近平来到浙江工作。

    面对新的岗位变动,习近平有何感想?当年的电视镜头留下了珍贵记录。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呢,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履新之际,习近平首先想到的是,不能愧对人民。他这样表态:组织上给你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八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之时,浙江发展处在一个关键期:增长方式的转变、各项改革的攻坚、开放水平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矛盾的交织……

    浙江发展中,既有各种资源的先天不足,更有粗放发展方式的困局;既有成长中的难得机遇,更有成长中的诸多烦恼。怎样科学谋划浙江发展新战略是习近平当时面对的重大课题。

    他深入基层一线,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问计于干部群众,走访于田头车间,思考于颠簸旅途。翻开当年的工作记录,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曦说,习书记到浙江后,紧接着参加党的十六大;岁末年初,作为代省长,要为省“两会”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为了迅速掌握省情,直接接触社情民意,在上任伊始短短的118天里,他跑了11个市和25个县。很多时候,都是扒几口饭,就连夜赶往新的考察点。张曦回忆:“那时候,我有个任务,就是根据习书记交代,起草他每星期的工作安排表,上报的方案上行程满满的,习书记审定时,总是只做‘加法’,以致许多工作经常只能调整到晚上。”

    “谋划浙江未来发展的战略,情况千头万绪,线索千丝万缕,习书记谋划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始终是人民。”张曦说。

    2003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举行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深入比较研究全国各地的改革发展经验,深刻梳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分析存在的突出矛盾基础上,习近平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八八战略”。

    “八八战略”处处闪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光辉。其中,前三条分别着眼于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开放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将强省与富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第四条从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入手,重在让城乡居民共享美好生活。第五条从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入手,确保百姓享有宜居的生态环境。第六条从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的新增长点入手,着力改善欠发达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第七条从推进重点建设,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入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第八条从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入手,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习近平以“八八战略”为总抓手,开启了进一步改善民生、实现省域内共享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

    时任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记得,习近平在部署和推进“八八战略”中,讲得最多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人民群众理解“八八战略”,实践“八八战略”,共享实施“八八战略”所带来的成果。

    2005年12月,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始终坚持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八八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坚持强省与富民相结合,千方百计促民富,支持和鼓励群众创新创业,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尽心尽职解民忧,把为民办实事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着力做好就业、社会保障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责任,竭尽全力保民安,尊重和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从西子湖,到中南海。这份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一直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0多年来,浙江广大干部群众一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统筹推进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

    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

    习近平的为民情怀,不仅表现在谋划浙江重大发展战略的大事上,也体现在带领浙江人民防台抗台和抗击“非典”疫情等急事上。

    浙江傍海而生,台风灾害多发。历史上,台风多次给浙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956年12号台风,浙江死亡4926人;1994年17号台风,浙江死亡1126人;1997年11号台风,浙江236人死亡……

    从福建到浙江,习近平主政的地方都是易受台风灾害的地区,他也因此跟台风打了近20年交道,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从理念上彻底改变了浙江防台抗台策略。

    2004年8月的“云娜”台风,是习近平到浙江任职后经历的首个强台风。“云娜”来临之前,浙江已连续两年出现夏季高温干旱。当时,人们都期盼着适度的台风能带来雨水和清凉,可没想到的是,盼来的却是近48年来在浙江登陆的最强台风!

    习近平高度重视“云娜”台风的防御工作。为确保防台抗台斗争取得胜利,他再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岗在位。习近平说:“领导干部可以不一定是防台的专家,但领导的坐镇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一种支持和鼓舞,也是一种督促和鞭策。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重要的保障。今后,在重大灾害面前,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领导干部必须迅速到岗在位,靠前指挥,提供有效保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04年8月10日至11日,习近平在金华考察并主持召开金、衢、丽三市党建工作座谈会。一接到“云娜”台风可能在浙江登陆的报告,他立即赶回杭州。从8月11日晚上到8月13日,短短数十小时内,他四赴省防汛防旱指挥部,亲自指挥部署防御工作。为抓好灾后慰问和重建工作,13日下午,习近平顶风冒雨,赶到温岭市大溪镇、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黄岩区东城,实地了解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抗灾救灾工作,17日上午开完电视电话会议后,习近平下午即赶赴重灾区乐清市仙溪镇溪口、石碧岩村和龙西乡上山村等地;18日又来到永嘉县上塘镇、渠口乡坦下村,慰问灾民,指导救灾重建工作,并听取温州市相关工作汇报……

    时任浙江省防指办常务副主任姚月伟对当时的情形记忆深刻。他拿出浙江省防指办整理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04年8月11日晚防御14号台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讲话记录”上,清楚地记录了习近平对人民生命安全的牵挂——

    “与其说‘抗’,不如说‘抗’的重点是‘防’,现在不是说抗台风就要站在风眼上,而是要在台风来临前,把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主要是‘防、避’。”

    “海上渔民有8.2万人,要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到他们;近海滩涂养殖人员12.5万人,这批人很多是民工,哪里知道台风有多大威力,必须转移。”

    “房屋不安全的群众要统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避风,不要怀有侥幸心理;渔港里的渔民,不要以为在渔港里就没事了,这些渔民不能留在渔港里,一阵大风过来一碰撞就有很大伤亡危险。”

    ……

    在此之前,浙江曾有过因过分强调“誓与大堤共存亡”而造成重大伤亡的惨痛教训。在与台风斗争的问题上,以前大家的传统思维是一个“抗”字,认为在强台风面前,人员伤亡可能难以避免。而习近平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看得更重,把“防”字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防御‘云娜’时,习书记首次提出了‘不死人,少伤人’的防台目标要求。这在当时引起全省甚至全国极大的反响!”

    为了实现“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习近平又提出“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的理念。

    2005年,防御“麦莎”台风,浙江提前转移124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规模,这在浙江历史上前所未有。统计数据显示,在这场大台风中,浙江省仅死亡两人。那3年,浙江实施了数场百万人员大转移行动。

    围绕习近平提出的“不死人、少伤人”目标要求,10多年来,浙江省开展了“千库保安”“强塘固房”“五水共治”“百项千亿”等一系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不断完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等非工程措施,使浙江省的整体防汛防台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浙江从此真正确立了“生命至上”的防台宗旨,坚持了“转移避险”的科学防台举措。“以人为本”的理念彻底代替了原有的抗台思路。浙江的经验,也被沿海各省(区、市)效法。

    防御“非典”,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遇到的另一大挑战。在应对这件急事上,习近平的为民情怀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2003年4月19日下午,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出现在浙江。“非典”既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又给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如何最大限度阻断病毒传播?需要尽快排查与感染者接触过的人群。但是,单靠卫生系统的人力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习近平果断指示:立即调动公安力量排查直接接触者!当晚,公安系统、卫生系统有效联动,排查出直接接触者1000多人并有效隔离。在习近平的直接指导下,浙江在抗击“非典”这场公共卫生硬战中,在全国创造了科学隔离的样板。

    习近平在“非典”期间,先后视察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省疾控中心,反复叮咛“要做好预防工作,不让其他人感染”“要隔离病人”“要全力保护好医务人员”。

    声声关切,阵阵暖流,无限感动。时任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至今记得,习书记在视察期间与每一位传染病实验室工作人员亲切握手,向他们表达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在划定隔离点的次日,习书记还察看了隔离点,逐一慰问医务工作者和被隔离居民,详细了解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你能想象吗?那样的特殊时刻,习书记温暖的双手,对浙江人民抗击‘非典’是多么重要的鼓舞!”时隔10多年,忆及往昔,李兰娟依然激动不已。

    老百姓身边的每件小事都是大事

    人民群众,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有着最重的分量。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在意的常常是基层群众衣食住行的“小事”。2003年12月30日,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各级干部说:“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

    初到浙江,习近平的几次调研活动,都选择了相对欠发达地区。因为这里的群众困难最多,也最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怀。

    寒冬腊月,冷雨寒风。2002年12月末,习近平来到衢州,走访慰问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众。那年夏天,衢州市衢江区双桥乡暴发特大山洪,包括杜学集在内的许多村民房屋和财物被冲得一干二净。衢江区异址安置灾民,兴建“希望新村”,173户房屋全倒户和半倒户搬进新居。习近平到衢州后,特意赶赴灾区慰问群众。

    习近平的到来,温暖了杜学集一家。那天的情景,今年79岁的杜学集老人历历在目:“习书记来的那天,正下雨,我看到他自己撑着把黑伞走了进来。当时我们家的新房子刚造了一层,红砖都露在外面,还没来得及粉刷。他来了之后,问我们搬过来之后救灾物资有没有落定、穿什么衣服、吃的菜哪里买这些小事情。我没想到,他还专门检查了我家的米袋子,打开菜柜看我们中午吃剩下的菜。”

    习近平还关心地问老杜建房子的钱够不够,当地乡镇干部介绍,造新房子的90平方米的宅基地是政府免费划拨,免收建房审批费用,还有6000元建房补助、600元生活补助。习近平这才放心地点点头。如今,杜学集一家住在两层楼房里,习近平来家里做客的照片成了最珍贵的收藏。

    习近平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每逢新春佳节来临,他总是风尘仆仆,走进百姓家“看真贫”,送去党的问候。

    200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四明山革命老区,在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和困难群众家里,嘘寒问暖,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向他们拜年。

    200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到遂昌、松阳和缙云等县走访慰问下岗困难职工、农村低保户、优抚对象、残疾人家庭和敬老院。

    2005年1月26日,又是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长广煤矿慰问调研。长广煤矿地处皖、浙、苏三省交界,当年几万名矿工在此工作。因为多种原因,当时的长广煤矿生产经营困难,正在谋求转型。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但是气温很低。习书记身材很魁梧,身着一件半新的蓝色羽绒服,很平和。早听说习书记要来,大家既激动又紧张。直到习书记出现在面前,与大家一一握手,我们的心才踏实了。习书记的手握着让人感到特别温暖……”时任长广煤矿七矿办公室主任吕键鸣回忆说。

    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心里一直惦记着长广煤矿。在和矿区职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的一番真心话让在座的长广人心头一热。习近平谈到,他到浙江工作后,任代省长,在工作交接时,原省长柴松岳跟他交代了不超过5件事,其中一件就是长广煤矿。当时,长广煤矿经营比较困难,涉及几万人的生计。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一直将长广煤矿放在了心上,一定要来看看这里的干部职工。

    习近平来到七号矿和查扉矿,第一件事是慰问困难职工。在困难职工沈水法家里,习近平关切地询问沈水法的身体情况,了解沈水法一家的生活状况。“沈水法家是只有30多个平方米的低矮平房,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一家人生活都靠他。习书记来时,他在家养病,拿病假工资。”原长广报记者冯明回忆,习近平当时鼓励他们要有信心,生活会好起来,临走时再三交待矿区负责人一定要关心困难职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慰问完困难职工后,习近平换上矿工服,戴上安全帽,下到离地面920多米深的井底。当时在七号矿井担任副矿长的陆祥根回忆,井洞里巷道高低不平,习书记的身材又高大,他弓背弯腰走了1500多米。见到正在采煤的工人,习书记也没什么官话、套话,就问工人们:“你们这么辛苦在井下工作,有没有什么想法?”工人们答得也实在:“没其他想法,就是想收入高一点。”习近平顺着话头问下去:“去年的收入比往年高一点吗?”工人说比往年高多了。习近平说:“这就好。只要生产经营搞好了,收入就会提高。我祝愿大家收入年年有增长。”

    中午,习近平主动提出,要和工人们一起吃饭。当时跟习近平同桌的都是一线煤矿工人。毕竟是和省委书记一起吃饭,一开始,工人们有些拘谨,吃得很“秀气”。习近平就边吃边劝菜:“大家在井下挖煤,劳动强度大,得多吃一点,补充营养,保重身体。”吕键鸣记得,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所以在安排饭菜时,他特意准备了饺子,“我记得习书记一个劲地对大家说,饺子好吃。矿工们看他吃得很开心,就都很放得开了。”

    如今长广煤矿正在二次创业,通过对原有资源的综合利用,已在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上展开布局,发展势头良好。

    推开一扇扇寻常百姓的家门,用暖心的家常话,问生计、讲政策、说希望。习近平以强烈的为民情怀,温暖着浙江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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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31日,习近平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小朋友共庆“六一”儿童节。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

    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

    ——习近平

    “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公平均衡、全民共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小康路上始终追求的目标。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

    当时的浙江,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扶贫攻坚、共享发展、全面小康,成为省委省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

    浙江人民没有忘记,习近平心系民生,在绿水青山间作出“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他牵挂万千百姓,留下“把帮扶困难群众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深切关怀;他主张先富帮后富,描绘出“百亿帮扶致富”“山海协作”的壮丽蓝图。

    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

    2003年1月13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

    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轻松。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习近平很早就意识到,欠发达地区要脱贫,离不开产业发展。

    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一颗无花果的故事人尽皆知。

    2006年夏天,习近平到金星村调研,他信步走进了村民刘玉兰家中。刘玉兰以自家院中所植的无花果招待,习近平拿起一只果子,吃了一口,称赞道:“无花果是个好东西,没想到浙江也有。”他还鼓励刘玉兰“可以多种一些”。刘玉兰的儿子周平记下了习近平的话,此后开始从事无花果的种植,慢慢延展到深加工。如今,开化全县的无花果种植面积已近2000亩,小小一颗无花果,如今成为带动上千名农户增收的重要产业。

    当年陪同习近平在村里调研的村支书郑初一回忆,习书记说的虽是无花果,关心的却是能帮农村脱贫的产业。习近平曾几番嘱咐当地党员干部:“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为群众办实事。”如今的金星村,不仅有无花果等特色农产品,还成为城里人旅游休闲的目的地。

    年近八旬的刘玉兰老人说:“特别想请总书记回开化看看,再来尝一尝自家种的无花果。”而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牵挂着开化的父老乡亲。2016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参会的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说:“开化是个好地方,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的!代我向基层同志问好,向开化的父老乡亲问好。”

    “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增收,要着眼于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习近平谈到产业扶贫时,如是说。

    2007年1月22日,龙泉市竹垟畲族乡飘起冬雨。习近平一行沿着竹垟乡泥泞的茶园小道蜿蜒而上,他的身旁,绵延着数千亩生态茶叶基地。行至半山腰,习近平把时任龙泉市委书记赵建林喊到身旁,与他算起了一笔茶叶账。

    赵建林回忆:“习书记当时问我,按照每亩茶园经济效益5000元折算,如果每户村民有10亩茶园,那么年收入就是5万元。这5万元能不能分红?够不够村民生活?”得到肯定答复后,习近平嘱咐道:“种茶叶是技术活,光靠农民还不行,每个乡政府、镇政府都要有懂茶叶的人。”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茶叶,是浙西南山区人们赖以生存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习近平对这一产业的独到理解和深厚情感背后,是他对山区群众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记挂。

    2006年,习近平在《世界茶乡看浙江》一文中提到:“浙江茶叶连续20年的持续增长,不仅解决了百万户农民的增收问题,也为农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以茶脱贫”“以林富农”的设想,开启了龙泉市与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市校合作”的新篇章;也让茶叶成为浙江山区农业中经济收入最稳定、效益最显著的产业。

    不要跟老百姓算小账

    待人平和的习近平,在扶贫问题上讲了“狠话”。

    时任松阳县委书记林健东回忆:2007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在龙泉市召开加快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座谈会。会上,丽水有干部提出,给低保户的补助能否给足,给全额。原来,按照当时政策,低保户申请补贴要扣除自家从事生产所得部分收入,比如种菜、砍柴等。当时,会上有人对此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一直在静静倾听的习近平当场表态:“不要跟老百姓算这个小账,我看补助力度还可以大一点!”

    “我们重视贫困问题,给贫困人口政策支持和补助力度,谁如果不支持,我看就让谁来当这个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在扶持政策、工作力度等方面大力支持帮扶困难群众的工作。

    早在2003年,刚刚到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提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帮扶城乡困难群众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写道:“有的县里每年从省里拿到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几千万元,却拿不出几十万元的低保金。如果对群众有感情的话,这些钱是拿得出来的,也是应该拿出来的。”

    今天,浙江交出了一张脱贫攻坚的漂亮答卷。2015年初,浙江26个欠发达县“摘帽”。这26个县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部分县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等方面甚至已赶超中西部省区地级市的水平。 

    在率先实现贫困县贫困乡镇摘帽、率先建立低收入农户数据库、在全国最早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上,2015年底,浙江又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高标准率先实现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遵循这一思想,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不仅高度重视省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还立足浙江,放眼全国,从统筹区域发展的高度对待对口支援工作,积极参与实施西部大开发。

    2004年5月,习近平率团赴川渝鄂考察学习。在当时浙江省对口支援的涪陵考察学习时,习近平充满感情地说:“我们要怀着对西部地区人民深厚的感情,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坚持求真务实,狠抓工作落实,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对口支援任务。”

    2004年10月30日,在全省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的工作重点和方法。

    2005年6月1日,习近平在会见四川省广元市党政代表团时强调,扶贫帮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口帮扶是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一项重大举措。

    扶贫帮困,一直在路上。2016年7月20日,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10多年来,变化的是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不变的是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从浙江到全国,习近平总书记强力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体现了一个忠贞的共产党人深邃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

    努力为困难群体解决实际问题

    阳光和雨露,洒遍大地上每一颗树苗,长成的森林才能茁壮。

    除了贫困人口外,习近平高度重视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时时关心,处处呵护,点亮他们心中的明灯。

    2003年8月1日,习近平出席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要求:“给予残疾人工作更多的关心和支持,积极帮助残疾人就业、康复、教育和脱贫,解决实际困难,努力改善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日常的调研活动中,习近平总是尽可能安排时间看望残疾人。

    2005年1月27日,冬雨连绵,习近平一行冒雨前往湖州市吴兴区考察。在完成既定行程后,他来到爱山街道红丰西村社区看望残疾人家庭。彼时,王国荣正值壮年,因一场大病偏瘫,丧失劳动能力,家中仅有年迈的老母亲相伴。“习书记握起我的左手说,你的手很凉啊,要注意身体。知道我平时都是母亲照顾,又担心我母亲年纪大了落下我……”动情的细节,王国荣都记在心间。时至今日,王国荣家中还保留着一条让他倍感温暖的棉被,这条棉被正是习书记当年带到家里的。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的关爱始终如初。2014年3月21日,他致信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强调“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两个格外”的提出,使广大残疾人感慨万千、感动不已。

    习近平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在浙江是一段佳话,更是一个坐标。

    习近平视农民工为“城市之友”。早在2003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就强调要改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维护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每到一处建设工地都会深入了解农民工的生产生活状况。2004年的盛夏,习近平顶烈日、冒酷暑,来到热浪滚滚、热火朝天的西湖文化广场建设工地,与站在脚手架上扎钢筋的民工握手,操心他们“高温下的防暑降温待遇”。时任西湖文化广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陆秀乔回忆,当时习书记专门去看了民工食堂、民工宿舍,他关心食堂饭菜的品种、价格,关心民工睡眠时间够不够……临走前,习近平再三叮嘱:“要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努力为他们解决工作保障、家庭居所、子女就学、个人婚恋等实际问题。”

    2006年7月19日,习近平前往住着全国20多个省(区、市)近万名民工的下沙邻里中心社区调研,称赞这里的外来人口管理模式和服务水平。“习书记十分关心新杭州人在城市的生活。”回忆起当年情形,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敏华难掩兴奋,“是习书记的关心,让我们从内心生长出对民工的尊敬。现在社区生活大变样了!习书记去过的食堂改造成了容纳28个店铺的美食城,从早餐到夜宵,新居民们都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习近平对特殊群体的深切关怀,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民生思想:民生是本,群众越是困难,越要雪中送炭,我们要真正把执政为民思想落实到特殊群体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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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月26日,习近平在长广煤矿井下慰问煤矿工人。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让每个人全面享有发展成果

    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习近平

    共享发展是为了全面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共享各方面建设成果——不仅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物质成果,还应包括保障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等,同时,还要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全面共享的题中之义。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倡导建设“法治浙江”,正是为了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倾力为民办实事,把群众利益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的长效机制延续至今。

    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浙江改革开放的先行实践中,早已敏锐地意识到,处在这样一个重要变革的时代,浙江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必须把推进法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06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阐明了“法治浙江”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在2006年4月25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法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保障。

    浙中一个小村自发的基层民主探索,让习近平看到了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新路径。

    在武义县后陈村,坐落在村口的老村委大楼清新静谧。正门口的一张合影记录下这个小村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天。

    2005年6月17日,风和日丽。村民们听说省委书记习近平要来,纷纷放下手头的农活,赶到村委会门口迎候。一下车,习近平就走到村务公开栏前认真地查看。当看到村里小到一瓶墨水、一把扫帚的支出都“晒”在墙上,接受村民监督,他马上给予了肯定。

    后陈村是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另类典型。它曾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先进村”,但随着当地大开发、大建设的推进,村集体收入逐年猛增,村务却因村级财务管理不善陷入混乱,干群关系紧张,先后两任村书记因经济问题“落马”。后来,上级党委对症下药,强化村级治理,赢得民心。

    在当时的浙江,后陈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问题所在,权力腐败、分配不公的背后实则是人民民主权利没有得到根本保障,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缺乏有效途径。时任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回忆说,当听到后陈村创建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务、约束公权力后,习书记随即来到后陈调研。

    “没有监督的权力,肯定会趋向腐败,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和村干部座谈时,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后陈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是正确的。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讲到了村干部和村民的心里,掌声一次又一次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后陈村首任村监会主任张舍南回忆,调研结束,一行人走到村委会门口时,习书记主动邀请村干部一起合影,“习书记这是在给我们这项创举鼓劲打气!”

    从那以后,后陈村不断摸索完善村监会制度。2010年,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肯定了“后陈经验”,治村之计上升到法律层面,成为治国之策。今年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13年来,后陈村连续保持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入零入账。村集体经济也从10多万元增长到400多万元。

    在民主法治村的示范带领下,目前,浙江省95%的村基本达到了“由民做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10多年来,浙江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强化权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依靠民主法治,浙江夯实了基层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造福人民这一价值定位从未改变。

    制度是为民办实事的保障

    民生记心头,事事总关情。

    习近平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成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群众在哪些领域、哪个环节还没有充分共享发展成果,哪里就是工作的重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

    充分就业,人民才能改善生活,社会才能安定。习近平把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摆在民生工作十分重要的位置,多次调研并作出指示。

    2003年9月11日,习近平“意外”地来到杭州中策职业学校。“最早的方案里可没有我们中策,是习书记自己提出要看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这说明习书记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更是对年轻人就业问题的重视。”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任中策职业学校党总支书记宓铨尧记忆犹新。

    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应届大学生毕业的第一年,社会上有一些关于“就业难”的讨论。习近平在中策职校了解到,职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很好、特别抢手之后,非常高兴。他说:“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掌握了一技之长,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发展。”

    10多年来,浙江省全面落实中央就业政策,积极扩大就业面,取得丰硕成果。2012年至2016年,全省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3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3%左右,低于全国水平,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局势总体稳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5年超过95.5%,位居全国前列。今年召开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更进一步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认真做好就业援助和创业帮扶,不断提高就业质量。

    社保是民生之需。

    浙江“失海”渔民生活来源缺乏保障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习近平对此非常关注。2004年9月3日,习近平来到舟山桃花岛考察,在塔湾村渔民吴瑞庆家中逗留良久。

    “习书记一来就笑着跟我握手,非常和蔼。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比如渔家乐的房间价格、游客数量……”吴瑞庆回忆说,当知道自己是渔民转产转业后,习近平关切地询问渔家乐的经营和家庭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情况。

    1995年,在海上捕鱼23年之久的吴瑞庆“上岸”办起了塔湾村第一家渔家乐。当得知渔家乐仅夏季收入就有2万多元,比捕鱼收入高得多时,习近平说,要加强对转产转业渔民的就业技能培训,引导渔民从事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海洋运输和休闲渔业等。分别前,习近平嘱咐随行干部:要不断加强和保障转产渔民的生产生活。

    如今,吴瑞庆的渔家乐已几经翻新“升级”。“一年能赚20多万元,还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吴瑞庆说,如今养老也不愁了,每月还能领取渔民养老补贴230元。“习书记来时,村里总共才12家渔家乐,现在已经发展到64家,村里有300多名渔民从事旅游业。” 塔湾村党支部书记周国南告诉记者。

    截至2016年底,全省经核定的传统海洋捕捞渔民已有约60%参加社保或享受生活补贴,月待遇水平在900元至1500元之间,较好地解决了老年渔民的养老后顾之忧。同年,全省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1317万人,比2012年增加251万人,年均增长5.43%;建立失业保险金标准随最低工资标准实时调整机制,失业人员月人均领取失业保险金1321.48元,比2012年增加379.58元,年均增长8.83%。为103.33万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56.35亿元,为127.04万名农民工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41.86亿元。全省失业保险促进就业支出总额131.87亿元,惠及618.65万人次。

    健康是民生之源。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建设卫生强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摆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亲力亲为抓卫生抓健康。

    2003年12月19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和视察杭州市小营巷卫生工作46周年纪念日前夕,习近平来到小营巷调研。

    浅浅小巷,悠悠岁月。习近平缓缓步入小营巷56号墙门——“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纪念馆”。在纪念馆后院,几口大水缸一字摆放。时任社区主任陈慧芳告诉习近平,这就是毛主席参观小营巷时的水缸,当年毛主席打开水缸检查里面有没有蚊子幼虫。习近平听后,旋即俯身打开同一口水缸查看。抚今追昔,他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如此重视卫生工作,我们各级党的干部更加要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摆在心里、抓在手里。

    在随后主持召开的小营巷“爱国卫生运动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没有人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的先进理念。他还围绕构筑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防疫大堤”,对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坚持预防为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要求。他特别指出,农村卫生工作是公共卫生工作的薄弱点和难点。结合浙江实际,农村卫生工作要重点解决“有钱看病”“有人治病”“有人管事”等三个问题。

    2005年,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明确提出,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卫生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全会提出了实施农民健康工程、公共卫生建设工程等卫生强省建设的六大主要任务。2006年,浙江省制定出台了《浙江省卫生强省建设与“十一五”卫生发展规划纲要》,并将农村卫生工作作为建设卫生强省的重中之重。从此,浙江的医疗卫生工作迈向新的征程——创新性地设计并实施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着力推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历史性地为农民提供了免费健康体检。

    多年来,浙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大步向前,大力建设卫生强省。浙江全省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从2004年的75.97岁提高到2016年的78.4岁。目前,浙江已实现“县县皆有名院、县院皆有名医”的阶段性目标,县域平均就诊率达到84.99%,群众看病就诊满意率在90%以上。

    教育是民生之基。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着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2006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新杭州人子女学校”——杭州树人小学看望小朋友。参观学校的“爱心小屋”,他细致询问如何获取爱心积分和奖励方法;走进正在上课的语文课堂,看着孩子们高举一双双小手,抢着回答问题,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行至操场,看见学校“少年交警”英姿飒爽,他拍手称赞……来到“六一”联欢活动的现场,孩子们为习近平系上了红领巾。时任树人小学校长金小龙说:“习书记脸上满是慈爱。”

    习近平深情地说:“祖国各处都是大好河山,这些大好河山的子女到杭州来生活,杭州叔叔阿姨们也应该关爱你们,支持你们,让你们迅速适应这里的环境。”临走时,习近平再三嘱咐金小龙,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要让孩子们共享优质教育的甘甜雨露。

    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一直是浙江省委省政府重视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2006年,我省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政府教育事业发展规划;2009年,设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专项基金;如今,符合条件的外省务工人员子女在浙江全面实现流入地升学,在我省接受义务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量达143.9万人,占全省义务教育段在校生的28.5%。

    习近平高度重视素质教育。

    2005年5月17日,习近平在绍兴调研期间,关心素质教育发展,专门来到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他察看了中心设施,询问教师队伍建设,还与孩子们一起愉快地制作手工玩具。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保证,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对中小学生进行文化教育,不仅要注重科学知识的教授,而且更应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只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有机交融,才能使一个人真正树立科学精神,“活化”所学知识,正确认识世界,能动改造世界。

    如今,浙江教育事业走在全国前列。全省所有县(市、区)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评估。

    促进就业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健康、促进教育公平……在一次次调研中,在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广泛接触中,习近平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建立一套长效机制为民办实事,重点解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2004年,一场关于“小事”的讨论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原来,湖州一位退休教师写信给当地媒体,批评当地一些干部办事拖拉、马虎的作风。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跑了7天,却连到药店配药、申请安装水表交费和退订重复报刊这3桩小事都没办成的经历。这封信震动了当地干部。由此,湖州市级机关开展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大讨论。

    当年6月3日,习近平来到湖州,在专题调研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等工作时,再提此事。他说:“为民办实事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工作中去,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使广大群众真正成为现代文明成果的创造者和享有者。”他指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要使为民办实事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深化提高,关键在于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实事项目选择、决策、实施和督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工作运行机制。

    一个重大举措已在习近平心中酝酿成熟。2004年10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重点工作领域为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扶贫开发、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稳定等10个方面。这十大领域集中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映了群众最直接的呼声,代表了群众最现实的利益。《意见》同时就建立健全民情反映机制、民主决策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投入保障机制、督查考评机制作出了制度安排。

    2005年2月,在省人代会上,省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突出抓好十个方面实事”,开启了每年为民办十件实事征程,找准了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建设的切入口。200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的思路。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改善民生,最大程度惠及百姓。

    10多年来,浙江坚持每年办好十件实事,重点解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这十件实事的总体方向相对固定和明确,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但是,在确定每年具体实事项目时,又坚持与时俱进,既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又紧贴群众民生需求,真正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2005年,民生实事重点关注人民群众的就业、养老等基本生活问题;2006年至2007年,开始关注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问题,将老人白内障复明、学生爱心营养餐补助、送戏送书下乡等实事列入其中;2008年开始,安全领域从关注安全生产拓展到公共安全领域,提出了水库除险加固等项目建设要求……

    目前,浙江民生实事的内容更加丰富,重点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要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党委、政府办实事过程中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今年7月6日,在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时任代省长袁家军代表省政府向大会报告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时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切实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提高以平安为目标的社会治理能力,年初确定的十个方面民生实事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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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10日至11日,习近平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地质灾害点调研。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

    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民生事业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的事,也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事情,共享发展不是坐等“分果果”,而是要共同参与、人人出力。

    习近平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特别善于激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充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他继承和发展群防群治的“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养老等社会服务。

    相信和依靠群众

    习近平形容主政浙江时,常有一种在浪尖上颠簸的感觉,如临如履,不敢懈怠。他看到了浙江“成长的烦恼”,也为这方土地上的平安与和谐日夜操劳。

    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他即赴枫桥调研,并提出问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毛泽东主席当年肯定“枫桥经验”,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2003年11月25日,习近平来到枫桥司法调解室,当得知近5年来全镇民事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7%,其中80%以上在村里和企业得到调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时,他笑得非常开心。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解开“千千结”,这正是“枫桥经验”的魅力所在。习近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在当天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创新“枫桥经验”,就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力量,让社会和谐稳定,让群众安居乐业。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2004年8月4日,习近平在省委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总抓手,贯穿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始终。

    2013年,在“枫桥经验”走过第50个年头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不变的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充分依靠群众,切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动员引导群众管理好自己的事情,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让群众团结更多群众。

    这些年来,在“枫桥经验”带动下,浙江各地因地制宜,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杭州南有武林大妈、北有石桥大伯,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温州的“综治八大员”,苍南的“五站式工作法”……目前,浙江已建立起3.5万余支、230余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4.15万余个调解委员会、16.7万余名调解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

    今年,是“平安浙江”建设走过的第13个年头,浙江依靠发动群众创建平安和谐社会,今天,新老浙江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智慧和汗水汇集起磅礴力量,开创了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社会治安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人局面。

    一些事可以不由政府直接来办

    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突出短板。一直以来,社会上对加强高等教育建设的呼声很高。特别是上世纪末,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浙江在现代高等教育上应该有更丰富多样的形式与层次,需要更加重视发挥社会力量在兴办教育中的作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动提出,要去树人大学这所民办大学看一看。

    2004年9月8日,习近平走进树人大学校园,恰逢开学季及学校20周年校庆。干净整洁的校园、现代化的教学楼、即将投入使用的图书馆……走进校园,朝气蓬勃,空气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习近平在树人大学创始人、省政协原主席王家扬等同志的陪同下,参观校园,一路悉心听取学校负责人的介绍。

    来到学校查济民大楼前,习近平走上台阶,送上了教师节祝福,对学校师生给予肯定和鼓励。

    “20年的时间,通过新体制,特别是通过一批老领导、老教授、老教师,通过社会的力量,建起这所学校,非常不容易!”习近平说,“树人大学的发展证明这条路是正确的。”

    当时,我省正在编制“十一五”规划。习近平指出,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问题、解决我们增长方式的问题,最终需要教育。发展教育事业,需要多元化、多渠道投入,全社会参与,整合力量优势。

    临别前,行至花坛台阶处,习近平牵过王家扬的手,紧紧握着。再次回忆起当时暖人的场景,树人大学党委书记章清心生感慨:那是一份关心,一种支持,更是声声召唤。校长徐绪卿说,习书记的肯定无疑既是巨大的鼓励——为科教兴省作贡献,树人大学责无旁贷;也是明确的信号——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民办教育大有可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这是对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极大鼓舞,也预示着民办教育事业将获得更加宽广的舞台。

    浙江是唯一的国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民办教育在校生约占浙江在校生总数的20%,是浙江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如今,浙江各地各部门都在更加积极地支持民办教育,着力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今年9月初,西湖大学(筹)的前身——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迎来了首届19名博士研究生,同时,西湖大学选址用地、学科规划等也正式出炉。这所由施一公等国际一流科学家领衔创办的民办大学,剑指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西湖大学的建设,对此专门作出重要批示。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写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事可以不是由政府直接来办,要从扩大就业、应对老龄化、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活型服务业。”

    社会化养老又是一个战场。浙江是全国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省份之一,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等老龄事业刻不容缓。

    86岁老人徐学林在杭州江干区丁桥镇皋亭山养老院住了10个年头。在他的床头柜里,珍藏着一张合照——照片中,习近平牵着他的手,热情交谈。这是2008年10月31日,习近平到这里考察指导的情景。

    皋亭山养老院,是我省最早实行“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之一,得知徐老不出养老院就能看医生,还能用医保报销,习近平对养老院解决老年人后顾之忧的做法表示赞许。他说,我们国家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加快发展社会化养老等老龄事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到中央工作以后,在许多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社会化养老问题。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供热企业和敬老院考察民生工作时表示,要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谆谆嘱托,殷殷期望,言犹在耳。如今的皋亭山养老院,已入住500多位老人。养老院为不同类型老人实行分级护理和康复治疗,设有老年期痴呆、长期照护与临终关怀、老年慢病综合康复、精神心理康复四大病区。放眼浙江,社会化养老机构早已遍地开花,社会养老服务质量正在不断优化提升。“十二五”期间,浙江共投入养老服务建设资金179亿元,其中民间资金93亿元。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推动先富帮未富,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浙江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较早时候已具备浓厚的慈善氛围。习近平充分认识到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多次对慈善事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2006年12月12日上午,首届浙江慈善大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在会上为5个“中华慈善奖”及100个“浙江慈善奖”获得者颁奖并表示祝贺。

    回忆习近平在慈善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届“浙江慈善奖”获得者、浙江海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方光明内心汹涌澎湃,他说:“习书记当年能亲自参加首届慈善大会,表明我们党对慈善事业的关心呵护,表明了习书记的重视。”他回忆,在会上,习书记鼓励浙江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要以“兼济天下”的精神,更加主动、勇敢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积极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以自己的爱心和善行,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听了习书记的话,我们感到很振奋,觉得自己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认可。”方光明说。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慈善事业已经成为我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补充,浙江也成了全国慈善事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真正确立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

    在习近平的倡导下,在党和政府的促进下,我省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各级慈善组织5600多个,注册志愿者超过420万人。“十二五”期间,我省各类慈善组织募集善款超过220亿元。

    后记

    在浙江工作的6个年头,“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一直是习近平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选择和追求。“以人民为中心”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价值标杆。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以贯之坚持“八八战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的重托,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在浙江调研时提出的“希望浙江努力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高扬旗帜,接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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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
  • 凝魂聚气铸自信
  • 文化自觉——深刻认识文化力量
  • 文化保护——守护民族的根和魂
  • 文化繁荣——打造文化大省名片
  • 文化惠民——满足群众文化生活
  • 文化引领——精神文化滋润心田
  • 后记

    凝魂聚气铸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
    浙江在线记者 周少华 秦军 王婷 李文芳 陆遥 严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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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在武义县调研基层民主法治并到履坦镇杨岸村察看群众性文体活动。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1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周少华 秦军 王婷 李文芳 陆遥 严粒粒)历史的纵轴上,中华文化开启了复兴之路的新征程,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世界的横轴上,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锚定了自己的坐标,中华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显示独特魅力,正在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一纵一横间,流淌着文化自信的长江大河,演绎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盛典!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魂,文以铸之。

    从东海之滨到钱江源头,从太湖南岸到瓯江之畔,在浙江工作的1600多个日子里,习近平走遍浙江大地,足迹深深,阐释了他对于文化的深邃思索,印刻着他对浙江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追溯习近平的脚步,他谋划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致力文化自强,推动文化惠民,磅礴精神力量,对浙江文化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为浙江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0多年来,浙江干部群众一直没有忘记,习近平为浙江文化发展殚精竭虑的时时刻刻;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浙江大地精心抒写“文化大省”的动人篇章。

    文化自觉

    ——深刻认识文化力量

    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工作力度。

    ——习近平

    开启文化建设新征程

    2002年金秋十月,习近平履新浙江。初到浙江,这片人文渊薮之地,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2年10月25日,习近平为重建落成的雷峰塔揭匾。始建于北宋初年的雷峰塔,于1924年轰然倒塌后,再次矗立在西子湖畔。“雷峰夕照”美景重回“西湖十景”之列。这座千年佛塔再次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

    浙江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给习近平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浙江是文物之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化名人群星璀璨,文化精品琳琅满目,文化样式异彩纷呈,文化传统绵延不绝,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政策并无特殊、陆域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的省份之一,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量,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于浙江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

    直面现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浙江现象引发习近平对文化力量的深层思考。

    2005年8月12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文化是灵魂》一文中这样写道:“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在2003年初的省两会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根系。先进文化代表着人类前进的方向,是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必须把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大省,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习书记深刻地认识到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的文化力量。在浙江的执政实践中,就已自觉地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时任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说。

    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说道:“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 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

    一个民族,只有文化繁荣展示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持续深厚的文化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对文化的深刻洞见,有力推动了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2003年7月,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成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浙江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立起了四梁八柱。

    “那一年,浙江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之一。”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童芍素回忆道。

    2005年7月,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开启了浙江文化建设新征程。

    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如八大乐章,在浙江大地奏响了一曲澎湃激越的华美交响。

    文化研究工程贯古通今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从传承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历史情怀、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高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甫一亮相,“文化研究工程”尤为夺目,因为习近平亲自担任了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当时,这让不少人出乎意料,不明就里。

    “习书记十分重视文化建设,而文化涉及的方面太多了,所以他就抓‘牛鼻子’。”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蓝蔚青明白其中的道理,“文化研究工程是基础,是源头,抓好了,就能带动其他工程。”

    浙江素有“文献之邦”之称,历史文献丰富翔实。光是东汉以来的存世浙江文献就有2000余种,可谓“泱泱两千年,皇皇两千种”。

    文化研究工程围绕“今、古、人、文”四大主题,即“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首次系统梳理、考订浙江历史文化、文化名人及其学术思想和著述,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抢救性整理和发掘,全方位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及其成就的人文基因和精神渊源。

    作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在习近平主导下,工程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组织实施,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很快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2005年7月,为响应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向习近平报告了浙江大学与省文物局合作编纂、出版《宋画全集》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明确表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

    “习书记离开浙江去上海履新前,还专门询问了这项工作的进展。”张曦说,“2008年7月,《宋画全集》开印前,他又亲自审定序言,勉励我们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一光荣历史任务。”

    2010年9月,《宋画全集》将告完成之际,编纂团队计划拓展实施“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对此,习近平又作出批示,下一步出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各方支持。

    2015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考察,在杭州仅停留一夜。当晚他又安排出时间,详细听取了张曦关于“大系”项目等工作情况。第二天,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他再次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意义。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有关“大系”的报告上作出了重要批示。

    时至今日,《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已成功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这个项目是浙江对国家的承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11000余件高清佳作钩沉中国古代画史,使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华优秀传统瑰宝得以汇聚再现。

    “12年来,这个项目始终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量心血,充分展示了他对大规模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生动体现了他‘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率先垂范,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从而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决心。”张曦说。

    赓续传统文化之魅,赋予其现代化之魂。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杭州孤山脚下,有一座江南楼阁,是曾为存放国宝《四库全书》而建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数次战火中几陷毁灭,历经数百年的珍贵古籍已经经不起后人的翻检,然而浙江的文化建设却需要大量的文献研究作支持。

    2006年,杭州出版社宣布将重新影印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

    习近平专门批示:“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谆谆嘱托,化作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不竭动力。经过10年努力,2016年,汇聚浙江几代学人心血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完成,全书达1500多册。无论从文化大省建设的需要看,还是从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身的内容看,这次影印出版价值巨大。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挖掘出浙江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也就找到了前往未来的通关密码。

    历时7年耕耘,2017年3月,多达500册的浙江古代文献精华《浙江文丛》付梓面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是浙江历代文献经典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出版,也是浙江人文历史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在挖掘整理古代史料的同时,文化研究工程也聚焦现代国情研究。

    2005年6月,习近平率领浙江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该院领导和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商讨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全面合作事宜,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从此,这个省院合作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智囊库”,为浙江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年半后,一套140多万字、共六卷本的社科哲学巨制——《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在杭州首发。

    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浙江省共同主办的国情调研重点项目,包括总报告篇、经济篇、社会篇、文化篇、政府管理篇和党建篇的理论性与资料性内容,从多重角度深入分析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对全国的借鉴意义。

    首发式上,习近平强调,这一课题调研活动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浙江进行的最具理论权威、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一次对浙江精神的全面总结,也为浙江今后开展理论总结、进行各项经验调研提供了一些经验。“浙江的发展实践,确实能够为社科院开展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提供空间和素材。在浙江,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成长的烦恼;既有先发优势,也有先发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全国性的普遍问题,也有带有明显浙江特色的个性问题。”

    “自2005年6月调研项目正式启动,习书记带队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书籍编纂期间,习书记会见了课题组全体成员,并亲自分析了浙江的发展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该项目课题组组长刘迎秋回忆起60多位专家、学者在一年半时间里调研、讨论、整理、收集、编写的日日夜夜,感慨良多。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浙江省再次合作启动了“中国梦与浙江实践”等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结出累累硕果。

    文化研究工程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一期文化研究工程,设立研究项目811项,全省有100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参与课题攻关,出版学术专著1000多部。一大批学术成果获得了多项国内高水平奖项,如《郁达夫全集》等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在近五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共获得一等奖36项,占总数的23.2%。

    2017年3月,第二期文化研究工程启动。浙江计划通过5年努力,推出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精品成果,到2021年底形成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学”品牌。

    习近平对文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重视,惠泽浙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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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10日,习近平在杭州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慰问建设者。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文化保护

    ——守护民族的根和魂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

    ——习近平

    文明守护见证伟大复兴

    2017年9月1日,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约1400万初一学生拿到了新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翻开《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介绍,里面除了文字讲述的各类遗存、遗址,还选登了四张照片,分别是良渚出土的玉璧、玉钺、刻符罐和玉琮。通过课本就能了解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知晓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被誉为“中华文明之光”,自1936年发现遗址后,便持续不断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曾经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遗址能拿得出来。”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只有从来路中认清自己,才能从历史中获得自信。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挖掘、保护良渚文化的意义,深刻认识到其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价值。他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2003年7月,习近平赴良渚遗址调研,当了解到“影响遗址安全的湖州市德清县6家石矿关停困难”后,次日就赶到湖州调研。很快,这6家石矿被关停。

    习近平的高瞻远瞩被考古成果所证明。

    2007年,良渚发现古城遗址,2009年后,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坝遗址陆续出土。考古学家还发现,大约距今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良渚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17年3月,继江郎山、西湖、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浙江正式启动良渚遗址“申遗”准备程序,朝着申遗的目标全力推进。良渚文化国家公园一期也已开工建设。

    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觉醒,始自对文化根脉的保护。“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2017年8月28日,央视播出大型政论片《大国外交》第一集,片中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深深打动了观众。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德国时,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有一些老前辈就跟我讲,作为中国的领导人要干什么呢,就是不要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搞丢了,还应该在你们手里传承下去。”

    良渚文化同殷墟文化、河姆渡文化一样,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深厚的感情。守护住历史,就是守护住了文脉,守护住了民族的根和魂。同样,也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忘根本才能开辟未来

    “三山夹湖迎宾客,半月钩城映运河”。大运河开凿以来,沟通南北,货畅其流,成为经济大动脉,与此相映,大运河也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纽带。

    然而,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大运河两岸诸多历史文化遗存湮没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

    2006年6月10日,习近平在“文化遗产日”调研时语重心长地说:“城市化率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建新拆旧’,意味着农村变城市,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隐藏着对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现实中就存在着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脉的断裂。”

    对大运河的保护,成为习近平心头的牵挂。

    2006年的一天,杭州水上巴士西湖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乘客——习近平。从拱宸桥到艮山门码头,船行运河,他仔细询问运河的保护和建设情况。听到工作人员介绍说,杭州运河正进行综合保护,习近平频频点头,并提出“希望杭州能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运河综保工作,使杭州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文化保护,从宗旨到细节,从内涵到外延,习近平都有着持续、系统的思考。

    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杭州市精心保护、管理运河,不断挖掘、保护沿线遗址遗迹,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起一座座运河特色文化小镇。2012年,运河杭州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2014年,大运河成功申遗。

    如今的大运河已成为一条“文化之河”。运河游也迅速升温。2006年,水上巴士只有6条船,现在已增加到58条。22公里长的亮灯景观遵循古运河脉络轨迹,由南往北,漫步运河沿线,恍若重现南宋时期十里湖墅“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篝火烛照,如同白日”的景致。

    西湖是杭州的另一张金名片。

    许多杭州市民深情地说,西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习书记居功至伟。

    2002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启动。这年深秋,刚刚履新浙江的习近平,将考察杭州的第一站,放在了西湖。在热火朝天的杨公堤新西湖景区建设工地现场,习近平仔细看着规划图纸和周边环境。听完报告后,习近平说:“把西湖建设好,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使西湖的历史面貌得以还原,得到恢复,这是德政,也是得民心的善举。”时任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的张建庭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此后3年,习近平考察了西湖天地、杨公堤景区、新湖滨景区和梅家坞茶文化村等工程。考察中,他多次表示:“省里积极支持西湖综合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

    2003年9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中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在习近平的关怀指导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共修复重建了180多处人文景点,逐渐恢复明代历史上西湖西部水域。同时,挖掘和恢复了许多西湖周边的历史文化景观,将杭州西湖的园、亭、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相结合,丰富了西湖风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2011年,西湖申遗成功。移步皆景、处处文化的西湖,成为全国人民最喜爱的文化旅游地之一。2012年,杭州市实现旅游业总收入1392.25亿元,国内游客达8236.88万人次,入境游客331.12万人次。

    对历史文化的珍视,对传统文物的呵护,渗透在习近平的点滴言行中。

    2005年4月8日,习近平调研萧山跨湖桥遗址。当时,他站在有8000年历史的独木舟一侧,对面是遗址现场,有摄影记者为了取景,跑到遗址保护区拍照。正饶有兴趣听讲解的习近平发现记者的无意之举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便示意拍照记者避开。

    他说:“拍照是小事,文物保护是大事。”这种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给现场参观者留下了深刻记忆。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当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应从什么视角认识文化,又如何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习近平有着深入的思考、独到的见解。

    2006年6月10日,习近平在调研浙江文化遗产保护时提出,“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利用的关系。”

    省文物局局长柳河当时在现场,“习书记站得高,看得远,对如何创新保护传统文化有独到的观点和战略思想,点出了很多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在提到保护古村落时,习近平高度肯定了兰溪诸葛村。他说,“有的新农村恰恰是要保持历史原貌的古村落,如兰溪的八卦村等,就是要保护它的原貌,体现它的历史美。”

    兰溪诸葛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2003年9月19日,习近平在考察诸葛村时,就点赞过该村的古村落保护方式。

    那天,烈日炎炎,习近平风尘仆仆,到达时已近中午。

    天一堂是诸葛村的制高点,习近平站在那里,看着村里白墙黑瓦、错落有致的全貌,仔细询问诸葛村村支书诸葛坤亨有关保护情况。“在诸葛村,人人都是文保员。”诸葛坤亨对习近平说,“村里每幢古建筑都要挂牌,住在里面的村民要签订保护责任书。每个村民都是股东,也都是古村保护的受益者。”习近平边听边点头,夸奖这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模式。

    在村落保护地图前,习近平看得很仔细。当时的诸葛村是全国第一个实施整体保护的古村落,1.2平方公里的村庄都划入了古村落核心保护区,连村落外围辐射开的3平方公里,也被纳入外围景观保护区。习近平对这种保护力度给予了肯定。

    “习书记的认可,给我们吃了定心丸。”诸葛坤亨说,在保护诸葛村的过程中曾有过争议,“现在,我们保护古村落的决心更强了,方向更清晰了。”

    如今的诸葛村,完好保留着大量明清民居。古村落保护的不仅仅是村庄的面貌,还有村民的活态文化传承。近年,诸葛村门票收入都有2000万元左右。文化底蕴深厚的诸葛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村民礼敬历史,呵护文物,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中保护、创新中传承。文化的生命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增强。

    习近平十分关心乌镇的保护和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他五次赴乌镇调研指导。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古镇文化遗存与江南水乡风光在完美保护中传承创新,独具魅力,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

    除了可触可感的物质文化遗产外,习近平也非常关心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年5月到6月,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了6次批示,涉及“浙江民间工艺传承保护”“浦江县高登山古村落抢救”“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抢救振兴永嘉昆剧团”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一个月内集中6次批示,充分体现了习书记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和重视。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重要原因和根本保障,是习书记的高度重视。”柳河感慨道。

    如今,习近平就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和发展理念,不断在浙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非遗名录中,浙江省有9个项目上榜,入选数位居各省之首,国家级非遗项目实现“四连冠”,共有217个项目上榜;在全国率先启动涉及全省范围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为172个重点村、868个一般村量身定制了保护利用项目;2015年出台《浙江省传统戏剧保护振兴计划》,每年安排1620万元用于56个传统戏剧非遗项目的传承和越剧艺术的振兴发展,确保我省现有的56个传统戏剧非遗项目一个都不能少。

    文化繁荣

    ——打造文化大省名片

    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书写文化史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

    ——习近平

    文艺精品助力文化繁荣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多次就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艺精品创作作出重要指示。

    怎么样的文艺作品称得上是精品?在习近平眼里,这张精品“名片”的价值标准,首先来自人民。

    2004年9月10日,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拉开帷幕。开幕式上,一位九旬老人和一个五岁孩子敲响了铜锣。

    老人和孩子,是习近平特别邀请来的。他们敲响开场铜锣,诠释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旨。

    当年的七艺节,是浙江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七艺节涌现出了大量浙江文化精品。在七艺节的文华奖评选中,浙江有7部优秀戏剧作品入选,充分反映了浙江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以后,文化传世之作、获奖之作和标志之作不断涌现的繁荣局面。

    更令人瞩目的是,七艺节首次将群众文艺活动汇聚其中。其间,全省各地举办了600多项群众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了“让艺术回归人民,让人民享受艺术”的宗旨。

    2005年6月1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浙江文化要再现辉煌,就必须创作和生产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化精品,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一批反映时代特征、代表国家水平、体现浙江特色的精品力作,并使之成为浙江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名片’。” 

    2005年11月7日,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习近平娓娓道来: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凡是名著、名曲、名画,无一例外都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

    “真正的文艺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关注国家命运,反映人民心声,抒写时代精神。”

    无论文化发展翻开怎样的新篇,文化发展的目的始终在于人民,文化发展的动力始终来自人民。

    习近平的讲话为文艺精品的创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省第六次文代会上,时任省剧协副主席茅威涛当时一边听,一边在脑海中勾勒着心中的“文艺精品”。她说,“我们一直想着如何在深刻把握时代精神和审美风貌的前提下,致力于传统艺术的推陈出新,习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牢牢把握住了文艺创作的魂,那就是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

    当天,在现场聆听习近平讲话的时任杭州歌舞团(杭州歌剧舞剧院前身)副团长崔巍也深有感慨。2003年前后,根据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现状,他们创作了《与外乡人一起跳舞》舞剧。近年来,杭州歌剧舞剧院一直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创作出了《遇见大运河》《雷峰夕照》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创新剧作。

    2006年10月,在习近平关心下,又一个国家级艺术节——由文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成功举办。

    在开幕式上,习近平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推动越剧艺术乃至浙江文艺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此后,中国越剧艺术节永久落户浙江,每四年一次,领梨园之风骚。

    文化为犁,精品铸魂。浙江文艺精品不断涌现。

    在习近平的关心下,当年,由省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等单位出品的浙商题材电视剧《十万人家》成为2006年度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在2006年中国越剧艺术节夺得了4个金奖,占到金奖总数的一半;《公孙子都》入选了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成为全国30台初选剧目中唯一的昆剧;剧场版《宋城千古情》一经推出,场场爆满,口碑上佳……

    文艺人才厚植精品沃土

    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高度关注人才队伍的培养,他提出:“必须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优秀文艺队伍。”

    2001年至今一直担任中国美院院长的许江,每次谈起习近平对中国美院的关怀与厚望,就感恩于心。“记得习书记刚来浙江1个多月时,就来过美院考察,认为美院是浙江的‘金名片’!”

    从2002年至2006年,习近平每年都会到中国美院考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美院的南山校区、象山校区,以及滨江校区。

    2005年4月,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刚刚投入使用,习近平就来到这里调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考察中,许江向习近平汇报了中国美院欲联合杭州市打造“动漫之都”的想法,习近平明确支持学校学科发展的特色之路。“在学科设计上领先,在人才培育上下功夫,积极探索产学研一体化,为浙江发展作出贡献,是当年习书记对美院的殷切希望。”许江说。

    2006年2月,一次被习近平形容为“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的会议,深藏在了许江的脑海中。当天,习近平主持省委常委会,第一个议题就是专门听取中国美院的工作汇报,积极支持中国美院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为文化大省建设作出贡献。“文化大省要有文化品牌、文化旗舰、文化航母、文化生力军。”习近平认为,中国美院应该当仁不让。

    11年后,许江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习书记的种种建议,体现了他以独特的情怀,总揽浙江文化历史;以高远的眼光,把教育摆在驱动浙江发展力量的重要位置,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2005年的那次到访,习近平在象山校区的山北水边种下了一棵象征坚忍与秋实的杜英树。围绕着这棵杜英,中国美院师生种下了18棵树。如今,十年树木,蔚然成林。一大批青年艺术人才不断茁壮成长。

    文化沃土长出产业大树

    “浙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提及浙江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曾这样诠释。他在2006年10月30日的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刊发的《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中写道:“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是浙江改革发展中的一大特色和一大亮点。”

    动漫产业在浙江的发展,正是生动的注脚。

    2003年,浙江的动漫产业几乎为零。短短两年后,2005年2月,杭州在与国内诸多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我国第一次国家级、国际性动漫盛会——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举办权。

    此后,习近平进行了相关的调研。

    中南卡通董事长吴建荣至今还铭记着2005年4月习近平来公司考察调研的情景,那天,习书记一下车,就来到动画制作办公室。

    由于刚刚搬进新办公大楼,空调还没来得及装。办公室显得闷热。

    “动漫做得怎么样?”习近平一边用毛巾抹汗,一边仔细观看动画制作,向动画设计师询问情况。

    “中国动漫只有行业没有产业”;“中国动漫市场很大,但90%被国外卡通抢走”……面对习书记的关切,吴建荣将困惑与尴尬一一托出。

    习近平听罢,语重心长道:“动画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它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当得知传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500集动画片《天眼》在播出后广受好评时,习近平感到由衷高兴。

    “习书记很早就意识到了动漫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吴建荣说,“他曾多次强调举办动漫节的重要性,并对动漫产业的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2006年4月,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行,习近平会见来宾,并对浙江动漫产业寄予厚望。此后,中国国际动漫节永久落户杭州,“动漫之都”美誉传遍全国,浙江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动漫产业中心。

    “当代文化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业的竞争,软实力、文化力必然要通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来加以体现。同时,这也具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这是习近平对文化产业推动经济转型的深刻认识。

    产业是文化中长出来的“树”。文化产业的发展,植根于时代的土壤。

    自2003年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以来,浙江努力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实力,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并根据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特点,进一步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

    习近平说:“发展民营文化企业,是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浙江文化改革与发展的特色与优势所在。”“必须像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那样,进一步放开放活,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瓶颈,打开文化产业发展的闸门,抢占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

    2004年,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成立,成为全国首个集影视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于一体的国家级民营影视产业实验区。

    “习书记曾两次到横店考察,指导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横店影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壮大。”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说。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横店做出了文化产业全域化的创新样本。

    如今,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16年,实验区实现营收180.9亿元,上缴税费20.87亿元,入区影视企业和艺人工作室1000多家,接待剧组271个,在全国影视文化行业的龙头地位优势明显。目前,横店已投入数百亿资金,建起30多个影视实景拍摄基地,35个高科技摄影棚,55个影视拍摄外景点,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累计拍摄影视作品1800多部、48000多集。

    为进一步发挥浙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浙江在文化产业布局中,特别构筑了浙北、浙中、浙东、浙西南等文化产业发展带。

    丽水龙泉,就位于浙西南的生态文化产业带里。

    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陶瓷类项目,龙泉青瓷名扬天下,而其技艺的继承与发扬,龙泉青瓷博物馆功不可没。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习近平的关心。

    2005年,习近平第三次来到龙泉考察。在考察完竹垟畲族乡后回城区的车上,时任龙泉市委书记赵建林向习近平汇报了龙泉青瓷文化的传承工作,并提出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习近平说,龙泉青瓷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应该好好保护,可以建一个新的博物馆。他还特别叮嘱赵建林,新馆不一定规模很大,但一定要有个性和特色。在习近平的关心下,省财政很快落实了补助资金,帮助龙泉启动了博物馆建设项目。

    “龙泉这样的山区欠发达县,如果没有习书记的关心支持,绝不可能建成这么一个博物馆。”赵建林说。龙泉人民始终感念在怀,至今记忆犹新,为表感恩之情,特意在博物馆广场前设置了一块景观石,上面刻了三个大字“关怀石”,石头的背面,用文字介绍了习近平重视关心龙泉青瓷博物馆建设的情况。

    如今,龙泉做起了“文化+”文章,依托青瓷博物馆这一地标性建筑,推动文化产业“提挡加速”。龙泉剑瓷产业支柱产业地位正在逐步显现,2016年剑瓷文化产业产值达30.2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如今,浙江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全省电视剧、动画片、电影产量均居全国前茅,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等各类国家级奖项的精品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除了广播影视、文化演艺、动漫游戏、文化产品制造等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同样优势凸显。今年5月的深圳文博会上,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浙江文化企业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入选总数创历史新高。

    “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遵循习近平指明的方向,以文化为根,浙江大地生长出的这一新兴产业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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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3日,习近平在乌镇调研古镇保护工作。 浙江在线通讯员 摄

    文化惠民

    ——满足群众文化生活

    努力建立健全公益性文化事业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习近平

    文化乐园滋润城市乡村

    2005年5月15日,西子湖畔,玉皇山麓。习近平揿下浙江美术馆开工按钮。投资4.2亿元的美术馆拉开了建设大幕。

    建一个浙江人的美术馆,曾是几代人的梦想。如今,站在杭州南山路上,一眼就能望见那座波浪形的建筑,依山向湖,错落有致。简洁、淡雅、古朴的建筑犹如“生长”在西湖边的一幅江南水墨画。

    这座至今让人流连忘返的文化地标,就是在习近平的亲切关怀、直接推动下规划建设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2003年1月31日,大年三十,习书记来考察时,天上还下着小雨,他打着伞,冒着寒风冷雨,带着一行人来考察选址。”14年后,中国美院院长许江依然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

    习近平那天在南山路考察完后,马上就开会研究。

    因西湖边用地极其紧张,许多人建议将美术馆建在钱江新城。最终,习近平一锤定音:“这个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

    在谈到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时,习近平指着身穿对襟中式上衣的许江说,既然建在西湖边,就应该是中国的样式,就像许江穿的衣服,应该一看就是中国的。

    2009年,浙江美术馆正式开馆。如今,该馆已跻身全国重点美术馆,每年举办各类展览约50个、公共教育活动近300场次,成为美术创作展示交流的重大平台、重要窗口,大大丰富涵养了浙江人民的精神生活。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一大批重点文化设施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总投资22亿元、总建筑面积36万余平方米的西湖文化广场,占地10余万平方米、标志着杭州从“西湖时代”向“钱江时代”迈进的杭州大剧院,与浙江美术馆一起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的文化地标。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人类传统文化的收藏之所,习近平对博物馆情有独钟。他重视博物馆的保护修缮、重视激活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让文物蕴含的价值融入人们生活,给当代人以民族自信和历史启迪。

    2005年5月,习近平考察西湖博物馆建设情况。在临时搭建起的简陋工棚内,习近平讲了一番话,让张建庭至今难忘,“习书记说,建筑是‘丫环’,西湖是‘主人’,西湖博物馆的建筑形式要符合西湖特色,要进一步坚持‘浓抹自然、淡妆建筑’的理念。”

    习近平的话风趣、生动却又意味深长,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在他的关怀下,西湖博物馆成为挖掘、传承杭州城市文化和西湖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服务社会、传承传统文化的学习场所。

    中国水利博物馆也是如此。2005年4月,习近平考察位于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建设工程现场。时任水利博物馆筹委会负责人的张志荣回忆说:“习书记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告诉我们,博物馆的布展方式要有革命性的变化,不能仅是陈列展品和图片宣传,更要创新理念,综合应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寓展览、教育、休闲、娱乐为一体,吸引群众积极参与,以增长知识,受到教益。”

    如今,置身于水晶塔内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时,可以感受到大量沉浸式的场景,许多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栩栩如生地“活”了起来。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省对文化的投入不断加大。2005年,浙江文化投入总额超过14亿元,与“九五”期间5年文化投入总量基本持平。从2006年到2010年,“十一五”期末,全省县级图书馆、县级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基本实现全覆盖,逐步建起一个覆盖浙江区域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创新服务丰富群众生活

    没有文化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无从谈起。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非常关心群众文化生活。

    2005年5月17日一早,绍兴杨汛桥镇文化中心刚开门不久,习近平就来到这里,在这个全省首家农村文化综合体内,和老百姓拉起了家常。

    “最近在读什么书?”“最喜欢看什么电影?”“在文化生活方面,还有些什么需求?”

    村民们见习书记来了,很快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句地畅谈亲身感受。

    “有了文化中心,闲的时候我们不愁没地方去了”,“生活在这里感觉很幸福”……习近平听了,脸上满是笑意。时任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记得,“习书记肯定了文化中心的工作,也提醒我们,文化服务要跟上村民不断变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次调研之后,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成为习近平常常牵挂的一件大事。

    2005年6月1日,习近平在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说:“目前,我省城乡文化发展还不平衡,多数文化活动场所集中在县级以上城市,不少农村文化阵地存在缺设施、缺经费、缺人才、缺内容的情况,一些偏远农村至今无法收听广播电视节目,文化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不高,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

    普遍的问题尤其需要治本之策。在习近平关心下,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成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年11月,浙江省演出公司负责人陆湘汉受命组建“浙江钱江浪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钱江浪花艺术团)”,免费为基层群众送演出。

    艺术团首创的“钱江浪花”文化大篷车,能像“变形金刚”一样迅速变成一个绚丽的大舞台,文化下乡一下变得非常方便,“钱江浪花艺术团”受到基层热烈欢迎,各地农村不断发出邀请。

    习近平对“钱江浪花艺术团”的创新和坚持给予了批示表扬。

    回忆起当时的批示,陆湘汉仍然很激动。“那是2006年8月,习书记肯定了我们的创新演出。他批示中提到,‘钱江浪花艺术团文化直通车,搭建了文化服务基层的平台,丰富了广大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特色鲜明,形式多样,贴近基层,富有实效;希望认真总结,不断完善,持之以恒,积极推广,把更多的精彩节目送到基层乡村,进一步满足基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推进文化大省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一花引来百花开。一时间,“钱江浪花艺术团”成为文化下乡的标杆。嵊州越剧大巴、衢州文艺大篷车、平阳流动剧场、景宁文艺直通车、庆元文化大篷车等,常年穿梭于基层,为群众送去喜欢的节目。

    流动大篷车一时成为浙江大地上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努力使农村的文化环境有较大改善。”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全省各地加大了探索,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文化活动中的自主权和主体性,不断将“送文化”与“种文化”结合起来,让文化的种子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

    沿着这条惠民之路,浙江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2013年,浙江开始打造乡村“精神文化地标”——农村文化礼堂。经过4年多的建设,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累计建成7400多家农村文化礼堂,覆盖全省超过26%的行政村。

    文化惠民,滋润城市乡村,孕育出了一片绿意葱茏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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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8日,习近平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考察调研。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文化引领

    ——精神文化滋润心田

    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习近平

    浙江精神凝聚奋进动力

    “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

    2003年7月,刚来浙江9个多月时间,习近平便对浙江文化的特点有了深切的认识。

    在2003年7月10日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如数家珍地讲起了浙江文化的特点。他点出,“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必然‘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浙江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习近平进一步提炼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成为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不断通过精神文明创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种形式的载体,推动和践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2005年,浙江发生了多起台风灾害,在重大考验面前,浙江广大党员和干部表现十分出色,特别是很多基层干部风里来、雨里去,一次次感动着习近平。

    “权力不大,责任不小,非常可亲、可敬、可爱。”在当年9月的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习近平谈到了这些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他认为,这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完美诠释”。

    次年,省委宣传部接到了习近平布置的任务——拍摄一部反映浙江人民抗击台风的电影,弘扬“浙江精神”。最终,浙江成功拍出电影《超强台风》。这部被誉为“中国人靠自己特技走向世界”的标杆之作,完成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现实转型,不但票房丰收,还获得了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13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名等一系列荣誉。

    习近平非常重视从历史文化中吸收丰厚营养,延续历史文脉,弘扬精神力量,实现浙江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

    时至今日,时任绍兴市文广局局长邵田田依然保存着一份书信的复印件。那是2006年3月,习近平写给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的一封信。

    原来,当年3月,绍兴市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禹陵公祭”准备上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月20日一大早,省文化厅领导带我一起到省委,向习书记进行了汇报。”让邵田田没有想到的是,习书记第二天就致信文化部长孙家正,推荐绍兴“大禹陵公祭”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项目,使作为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禹陵公祭”活动和大禹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最终,“大禹陵公祭”被成功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

    当年,公祭大禹陵时,习近平专程发来贺信:“公祭大禹陵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大禹以其疏导洪患的卓越功勋而赢得后世敬仰。其人其事其精神,展示了浙江的文化魅力,是浙江精神的重要渊源。公祭大禹陵,对于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都是有益的。”

    习近平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尤其关注“未成年人”和“青年”这两个群体。

    2006年9月27日,习近平走进浙江大学,为在杭高校大学生作报告。这场题为《继承文化传统 弘扬浙江精神》的报告,在大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今年31岁的陈惟远是浙江大学行政管理2009届毕业生。11年前,他就是坐在浙大小剧场里,聆听了习近平的报告。

    “习书记先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陈惟远说,虽已过去了11年,习书记的报告让他仍记忆犹新。

    “习书记说,当年毛主席乘专列途经河南的南阳停留,南阳地委书记上火车向主席汇报地方情况。毛主席问他,当年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这南阳是现在这里的南阳还是指现在湖北的襄阳呀?这位书记虽一脸茫然,却仍然肯定地说就是这里。毛主席又问,河南的香油很好,你知道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呀?这位书记又没答上来。毛主席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呀?回答说,这个知道,五十五。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知今不知古,只知自己五十五。”

    “这个故事一下就把大家吸引住了。”陈惟远回忆说。

    习近平告诉大家,这位地委书记对当地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不够熟悉,对诸如老百姓柴米油盐的事不够关心,只知道自己身边的一些事。而毛主席每到一处总要先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

    看着台下一双双热情的眼睛,习近平说,你们在浙江求学,将来许多人还要在浙江创业和生活,就起码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历史、人文和人民生活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一名大学生来说,要了解浙江、热爱浙江,进而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激发起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陈惟远说:“原本以为那是一场有距离感的讲座,没想到习书记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让我们懂得了自己所肩负着的使命和担当,深刻感受到了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浙江文化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

    这已是习近平第3次在杭州为大学生作报告。

    2003年9月28日,习近平为在杭高校师生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2005年6月20日,习近平以“同大学生谈人生”为主题,勉励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2005年起,在习近平的主持下,浙江省委建立了省领导联系高校和定期为高校师生作形势政策报告制度。12年来,省委、省政府领导为大学生作形势政策报告260多场次。

    习近平融汇古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为浙江莘莘学子指引了青春航向,树立了人生坐标。

    2004年7月23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撰文指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精神面貌。未成年人的工作,是事关未来的事业,是决定中华民族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工作。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

    2005年5月17日下午,习近平来到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调研。绍兴市鲁迅小学的学生正在这里参加“学工一日”,进行动手能力训练。习近平与孩子们亲切交谈,还一起参与了手工制作。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重视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要给他们造就知识的殿堂,还要为他们提供精神的乐园。”习近平说,“无论是教育还是娱乐,都要注重发展孩子们的个性,开发孩子们的智力,锻炼孩子们的能力,挖掘孩子们的潜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激励孩子们的创新能力,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参观快结束的时候,习近平对时任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朱老虎说了一句嘱托:“老朱啊,你一定要看好这个家!”

    现在的老朱依然是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他谨遵嘱托,将这个“家”越看越好,如今的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每年接待学生多达七八万人次。

    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浙江干部群众“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谆谆教导,言犹在耳,凝魂聚气,催人奋进。如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

    书香浙江培养高尚情操

    习近平酷爱读书,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经常要求党员干部多读书。

    “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 2006年2月17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刊发《多读书,修政德》一文。文中说:“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

    习近平还在《求知善读,贵耳重目》一文中论述要如何读书。他说,一方面,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实,读得深,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子,不让有害信息填充我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读书看得太容易,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抓不住实质,把握不住精髓。

    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清晰地记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除定期举办中心组学习会议外,每年还会举行集中的领导干部读书会,材料袋里经常装着厚厚的几本书。

    2015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杭州考察时,对钱江新城城市阳台的“漂流书亭”产生浓厚兴趣,给予勉励肯定:“你们做得好,这是很特别的文化交流平台。”

    如今,在杭州、在全省各地,书香浙江正成为一种风尚,成风化人,润物无声。

    先进典型引领核心价值

    人需要精神引领,社会需要价值导航。对一个国家、一个公民来说,核心价值观就是精神支柱、行动指南。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先进典型示范引领。2006年7月20日、7月26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连续刊发了两篇文章《要善于抓典型》《要善于学典型》,并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吴顺海就是一位引领人们前行的优秀典型人物。

    吴顺海是东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2004年5月12日夜晚,吴顺海与同事一起,坐在路边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里,监视着马路对面的一个店铺。一辆白色小车开了过来。吴顺海猫着腰,迅速朝对面的门市部潜过去。就在这时,一辆超速行驶的轿车疾驰而来。一瞬间,他整个人被抛起后重重摔在地上。一个月后,年仅47岁的吴顺海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从事检察工作的16年里,吴顺海参与和主办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86件,其中大案57件,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300余万元。

    站着是根柱,倒下是根梁。

    2005年6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浙江省委在杭州举行追授吴顺海同志荣誉称号命名表彰大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并指出:吴顺海同志是浙江省基层检察机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他始终牢记宗旨,心系百姓,满腔热情地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执政为民、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公仆情怀。吴顺海同志不仅是浙江省政法干警学习的榜样,也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吴顺海用生命树立了一座丰碑。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说:“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

    时代楷模树风尚。一位位可亲、可敬、可学的先进典型,为自己留下一个好口碑,为人民树起一座真丰碑。

    六年相守,一生牵挂。

    “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不要说杭州的水,杭州的山我都走过,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

    六个年头,这块人文渊薮之地,沉淀着他发展先进文化的先行探索和实践。

    循着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的谆谆教导,一张蓝图绘到底,历届浙江省委一任接着一任干,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加快推进文化建设。

    2008年6月,省委通过《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延续了重点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等内容。

    2011年11月,省委对加快推动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作出了谋划和部署。

    2017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文化浙江”的新目标。

    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到文化浙江,浙江的文化建设一脉相承,一路前行。

    后记

    如今的之江大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蔚然成风,“最美现象”由盆景变风景成风尚。

    如今的浙江城乡,农村文化礼堂星罗棋布,到2020年将建成1万个,覆盖80%以上农村人口。“城市书房”成为城市亮丽风景,越来越多的人能在24小时不打烊的“精神粮仓”里获取文化的滋养。

    如今的浙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方阵。2016年,全省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达到3200亿元左右,文化产业已然成为浙江省支柱性产业。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自信,奔腾在浙江儿女的血脉中,已经并将继续化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骄人的文化自信中——浙江,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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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篇
  • 改革巨擘绘宏图
  • 发展出题目 改革做文章
  • “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 “两只手”推进全面深化市场取向改革
  • 让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 从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改起
  • 开辟“最先一公里”,更要打通“最后一公里”
  • 后记

    改革巨擘绘宏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浙江在线记者 俞文明 邓崴 刘刚 陈文文 吕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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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在舟山岱山大衢岛调研海洋经济,察看鼠浪湖港区规划。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俞文明 邓崴 刘刚 陈文文 吕玥)“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浙江,因钱塘江曲折而得名,波澜壮阔的钱塘江大潮蜚声中外。

    “省以江名”“地如其名”,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说过:“浙江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很多的转折和曲折”,“近几十年来,浙江最大的转折就是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发地之一,浙江以“勇立潮头”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马当先,实现了从一个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在习近平初到浙江工作的2002年,浙江已连续多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

    习近平在来浙江履新后的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说:“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迈入新世纪的浙江,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习近平在深入调研、深邃思考的基础上,在2003年7月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八八战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不但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且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省域层面比较早地进行了战略谋划和具体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八战略”不但是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浙江实践的总纲领,也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向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领域全面推开:建设创新型省份、生态省、文化大省,打造“活力浙江”“法治浙江”“平安浙江”……浙江的改革由此开辟了全新境界。

    回首来路,浙江干部群众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当年推动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中,习近平充分展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改革勇气,着眼全局、面向未来的改革远见,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改革立场,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改革韬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改革方法,统筹兼顾、追求和谐的改革艺术,调研开路、一抓到底的改革作风,为浙江建设全面小康注入了强大动力。

    发展出题目 改革做文章

    浙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改革创新之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

    ——习近平

    拉长时间轴,观察新世纪以来浙江改革这部鸿篇巨制,人们清晰地看到,今天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其基本架构和发展逻辑,源自2003年习近平提出的“八八战略”。15年来,浙江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历史的时针拨回到2002年10月12日。这天下午,浙江省领导干部会议在省委礼堂召开。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习近平到浙江任职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面对全场500多名干部,习近平说,中央决定他到浙江工作,他深感责任重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浙江人民“走出了一条令世人瞩目、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到浙江工作,“感到有很大压力,有一种上华山爬险道‘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只能向上攀登,不能停滞不前’的感觉”。但是,“我愿意承担重任”,“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习近平后来回忆道:“2002年我从福建到浙江工作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浙江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这个接力棒怎么跑,来了干一些什么?”

    此时的浙江,虽然头戴“中国经济优等生”的光环,但面临世情国情省情的重大变化,正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从全球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这既为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从全国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供求关系、消费需求、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的体制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省情也在变。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资源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作为先发地区的浙江率先遭遇生态环境压力、资源要素制约、内外市场竞争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从2003年开始,要素供给全面紧张,“有项目无地建设、有订单缺电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依赖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反倾销”的双重挤压……

    那时,因为闹“电荒”,工业企业“停二开五”“停三开四”是常事,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后来有记者就此问过习近平:“在停电的时候,习书记在想什么?”

    习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在接受一家央媒采访时,习近平进一步点出了浙江种种发展问题的实质:“各地经济发展中遭遇的要素紧张,根子在粗放增长方式。”

    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钥匙在哪里?解决各方面困难的动力靠什么?习近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带头,马不停蹄,深入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和广大基层干部、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交流。

    历史长河,总是在峰回路转处,激荡出最壮阔的波澜。在一次次的调查研究中,对浙江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时代命题,对新时期浙江改革的顶层设计,习近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大思路。

    在2003年上半年的几次会议上,习近平频频谈到浙江如何进一步巩固优势、发展优势的新课题。

    5月26日,在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对新时期浙江的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他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深层次的新的更高要求。浙江改革已经取得的体制先发优势,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会上,习近平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

    深谋远虑之后,一项事关浙江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水到渠成。

    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向全会作报告,正式提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这八条,第一条讲的就是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也就是要深化改革。而其他七个方面,都是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去推进重点改革,而且都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体制创新为保证,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既有方法论又有路线图的系统全面的深化改革顶层架构,为浙江改革发展架起了‘四梁八柱’。”作为多项浙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时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对记者说。

    思想是历史发展最耀眼的坐标。“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是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方略。遵循习近平确定的“八八战略”的指引,历届浙江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把改革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用浙江实践、浙江经验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不断作出浙江贡献: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等改革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

    一幅水平更高、动能更新、成果共享的发展画卷在之江大地不断铺展:实体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浙江制造”加速迈向中高端;对内对外开放在改革中跃上新台阶;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强,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完善提升;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实践永无止境,改革永在路上。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说:“‘八八战略’,不是管一地一域的,不是管五年十年的,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总纲。”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在考察浙江时对我省提出的“努力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今年6月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的具体目标,确立“改革强省、创新强省、开放强省、人才强省”的工作导向,并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响亮号召:“在浙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以贯之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创新‘八八战略’的实践载体,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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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10日,习近平在衢州江山市凤林镇调研“三农”工作。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在推进发展的进程中,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投入。

    ——习近平

    没有改革,就没有浙江的今天,更没有浙江的明天。

    对于浙江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需要,习近平洞若观火。

    在2003年5月26日召开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在谈到浙江深化改革要有“新的更高要求”时深刻指出,改革要从微观层面向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层面推进;要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联动推进;要从内部自主性改革向建立符合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推进;要从城乡各自推进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已经看得很清楚,到2003年时,浙江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全面推进、时不我待的历史关口。”浙江省发展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告诉记者,经过前25年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破,经济体制方面一些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和行政管理不匹配、和自然环境不和谐等方方面面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全面推进政府管理、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已然箭在弦上。

    当时参与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报告起草的同志说:“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由此,浙江的改革发展再掀大潮,层澜迭进:在全国率先完善所有制结构,培育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率先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率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率先构建新型大社保体系,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网络;率先推进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率先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全国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十五”时期是浙江“改革推进力度最强的时期”,《浙江“十五”改革报告》这样评价。

    义乌,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一面旗帜,也是习近平整体推进改革的重要实践样本。

    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习近平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检查指导工作。他进市场、走乡村、下车间,为义乌改革发展把脉开方,并亲自部署总结推广“义乌经验”。

    谈起习近平对义乌改革倾注的心血,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格外激动。他回忆说,“习书记当年对市场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百姓民生、维护工人权益、统筹城乡发展、信用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发展,都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为义乌改革的整体推进指明了方向。”

    快速发展的义乌,当时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

    比如融资,义乌2005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586.2亿元,但企业贷款却非常困难。因为按规定,各大国有银行在义乌不能设分行只能设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意进驻义乌,但由于受行政级别限制,也不能在义乌设立分支机构。一些企业从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这不但增加了资金成本,也埋下了风险隐患。

    再如进出口通关,那时义乌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 1500余个货柜,尽管义乌已经有了金华海关办事处,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企业的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企业很不方便……

    凡此种种障碍,光靠某方面的局部改革已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些体制机制上的不适应,习近平生动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小孩子成长太快,而衣服太小,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为此,他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对义乌等经济发达县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

    在习近平亲自推动下,2006年11月14日,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或交办方式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义乌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也由此启动。

    “权限下放后,义乌的投资环境有了明显的提升。” 时任义乌市法制办主任虞秀军回忆,“以前审批需要跑半年到一年的项目,下放后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强县扩权改革后,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00.1亿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420.9亿元,年均增幅达15%以上。

    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直面挑战、攻坚破难的历史担当,也要有统筹布局、善作善成的系统谋划。

    “三农”问题,事关国本。对农业、农村、农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习近平,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常常深入海岛山村、田间地头,与农民、渔民促膝谈心。

    2003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农村改革发展时,习近平说,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当年6月,他亲自倡导、旨在从环境改善入手统筹城乡发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展开。

    2004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浙江要“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这一年,他亲自指导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出台,浙江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步子又一次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习近平的总体改革布局中,文化体制改革也是重要一环。

    2003年7月中旬,在浙江成为全国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后,习近平亲自带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习近平就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三个重点,形成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

    1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习近平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往事,一位当年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的退休干部仍深有感触:习近平同志在阐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时,总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和其他建设的相互关系上来认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从其相互关系来印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系统性,既高屋建瓴又兼顾方方面面。

      “两只手”推进全面深化市场取向改革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习近平曾引用宋人杨万里的这首诗,来比喻经济社会发展翻山过坎、转型过关之难。

    浙江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进入新世纪,中央对浙江的期待是“继续走在前列”。

    习近平认为,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重点,第一个方面是改革。“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

    在浙江转变发展方式的当口,习近平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主线,发挥好、规范好、协调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推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进入新世纪,要素制约既是浙江发展的“痛点”,也是浙江改革的“靶点”。

    习近平在2004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要积极探索运用价格杠杆合理确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比价关系,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

    在习近平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市场化取向改革在浙江走向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进:继2002年10月嘉兴秀洲区启动首批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拉开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的序幕后,2005年1月,东阳和义乌的水权交易开创全国水权交易制度改革先河;同年,对六大高能耗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改革和煤电价格联动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2006年,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通过改革,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逐步形成,集约经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和机会,粗放经营则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在“市场大省”浙江,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有形市场到无形市场,市场作为一种机制,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上激发出无穷的活力。2002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网上技术市场,开国内技术市场网上交易先河。2003年,浙江成立产权交易所,建设全省性产权交易市场体系。2004年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成为我国首批农村合作银行之一。2006年,台州路桥泰隆城市信用社改名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成为我国首家区域性民营银行……

    在推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培育要素市场、建设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同时,习近平注重强化机关效能建设,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好“两只手”,打出一套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组合拳”。

    习近平在2006年3月17日的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文章《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中指出,改革逐步推进到一定的时候,“两只手”应该是这样的关系:比如,在经济社会协调上,市场这只手更多地调节经济,政府这只手则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经济运行上,市场这只手调节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政府这只手用来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在公平与效率上,市场这只手激活效率,政府这只手则更多地关注公平;在城乡发展上,城市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这只手的作用,农村的发展则由政府这只手承担更多的职能。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必须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化改革。

    温州,是浙江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经济的重镇。习近平一直以来特别关注温州的各项改革。

    时任温州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王仁贤回忆,2003年8月15日上午,温州数千名干部在温州体育馆开了一场机关效能建设动员大会。当时,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在会上宣布: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同时,加大政府放权力度,宣布凡是可以取消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必须保留的,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审批程序……

    “没过多久,习书记来温州调研,市委领导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对温州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温州机关效能建设的经验被推荐到全省。” 王仁贤说。

    2005年5月,习近平第12次到温州调研。他还叮嘱当地干部:“制度创新是温州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是下一步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结合浙江的改革实践指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特别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过去有3000多项政府审批事项,减少到800多项,成为全国审批项目比较少的一个省。通过机关效能建设,政府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审批项目减少了,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搞好服务;市场这只手壮大了,政府又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来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

    从1999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2002年、2003年相继进行第二、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04年全省6053个省、市、县机关部门,1497个乡镇和2353个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全面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到2013年11月作为全国唯一试点启动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创造性改革举措,浙江始终遵循习近平指引的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

    2016年底,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则更是强调,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最多跑一次”,已经成为当下浙江改革的关键词。到2017年底,浙江将实现“最多跑一次”覆盖80%左右的行政权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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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上虞调研教育工作并到春晖中学察看发展规划。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让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习近平

    2002年12月,浙江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一结束,习近平就奔赴宁波、台州、温州调研。民营经济是这次调研的重要主题。正如他说过的,浙江的活力之源在于改革,这“首先又体现于具有先天市场属性的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宁波,他要求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努力在“以民引外”上取得突破;在台州,他强调要推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再创新辉煌;在温州,他希望民营企业加快创新,把创新史继续写下去。

    “习书记一路上看了不少民营企业。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吉利集团造车,但习书记到台州专门去参观了吉利工厂,还特意坐到吉利汽车里,手握方向盘体验了一下。”全程参加这次调研的时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告诉记者,“当时习书记就说,浙江应该有自己的汽车,要进一步发挥我们民营企业的优势,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

    温州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向记者回忆:“2002年12月习书记第一次来我们康奈考察调研。他鼓励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还要去创新,创新无止境。我们听了很受鼓舞。”“后来,习书记又来过5次,他看得细,问得也细,从厂房、食堂到员工宿舍,生产、经营、生活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温州正泰工业园调研时,习近平勉励正泰要“续写创新史,实现新飞跃”。临走时,他对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以后正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直接来杭州,到办公室来找我。”

    听到这番话时,南存辉感觉心里一暖。他回忆说,“第二年,我还真的去找了习书记”,那次想去汇报正泰实施国际化战略打造国际先进电器制造企业的事情,就试着拨通了电话。“电话里,习书记很热情地说‘可以,你来吧’。”

    那天,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南存辉汇报了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工作那么忙,但非常耐心地听我汇报,说这件事很好,项目启动的时候要给正泰写贺信。”南存辉说。

    2003年7月21日,正泰集团果然收到了习近平发来的贺信。贺信从浙江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义、民营经济的作用,讲到正泰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表示要鼓励和支持。

    “在23日正泰打造先进电器制造企业项目启动仪式上,我向全体员工宣读了这封信,大家非常激动。省委书记给一家民营企业写贺信,这在当时可是头一遭啊!”南存辉说。

    习近平甬台温调研回来后,浙江省政府2003年1月7日就出台了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提出放宽投资领域,实行更加开放的投资准入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和完善对民间投资主体的金融服务;实施公平合理的配套政策,为民间投资营造宽松的环境等多项政策意见。

    习近平在大力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居功至伟”的同时,也敏锐地看到了浙江民营经济当时存在的问题:粗放经营、数量扩张的发展路子与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约束明显加大之间的矛盾、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领域与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的矛盾……

    当时,温州民营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碰到“天花板”。习近平在一次去温州调研的路上,对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史和面临的问题,都了然于胸,娓娓道来。在那次调研中,习近平鼓励温州增强信心、再创辉煌,并且送了四个字——“东引西进”:“东引”,即要引进境外资金增添发展新动能;“西进”,即要跳出温州发展温州。

    “这是真正的大战略!现在你听到这句话马上就会联想到‘一带一路’是吧?为什么习书记当时就能提出这种大思路,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性。”郑宇民说。

    在深入调研浙江民营经济现状、深刻洞察民营经济未来的基础上,2004年2月3日,习近平在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等“五个转变”,以及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等“五个提高”,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

    “十五”期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7.1%提升到71.5%。在民营先发、市场先发的同时,浙江国有经济资产结构和资产质量也不断优化,一大批国有企业成为行业排头兵、领头羊,总资产收益率居全国第一,不良资产占权益比重全国最低。

    习近平在2003年7月10日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特别阐述道,“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浙江只是个私经济发展快,其实浙江的公有制经济也发展得很好”,“正因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形成了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

    对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结合浙江的实践,曾深刻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宏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陷国有经济于绝境,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当年习近平对国企改革的关心和勉励,让时任杭汽轮集团董事长聂忠海至今难忘:“我们杭汽轮是一家老国企,改制后对经营团队和骨干实施股权激励,年销售额从4亿元猛增到13亿元。2004年6月22日,习书记专门来我们杭汽轮调研。”

    “我记得,习书记听取汇报后高兴地说,‘杭汽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那么大的变化,你们干得很不错!’他叮嘱我们,‘你们的担子很重,要把体制理顺,把机制激活,把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保护好,把企业长远的发展规划好。’这四点要求真精准,我们改革的方向更明了、劲头更足了!”

    习近平从杭汽轮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了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说,单个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时任杭钢集团董事长童云芳参加了那次座谈会。他对习近平会上讲的两句话至今印象都很深:一句是“不同类型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不搞一刀切”,另一句是“可以通过招标招募等办法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习书记真是既准确把握企业实际,又高瞻远瞩、放眼未来。”

    “那次座谈会后,不少省属国企门庭若市,战略投资者纷至沓来。”童云芳回忆,杭钢当年也接触了很多境内外投资者,有马来西亚的外企,也有国内知名民企,“现在看来,这正是习书记高瞻远瞩的胆识。积极引入境内外各类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战略资源和要素,提升品牌、管理、技术,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2006年,杭钢参与作为民企的宁波钢铁公司重组。习近平对此事非常关心,9月15日专程到宁钢调研。

    童云芳记得,就在临时腾出来的一个简易工棚内,习近平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习书记说,‘既让杭钢相对控股宁钢,为杭钢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又让民营经济持有一定的股份,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也没有受到影响,做到两全其美。’”

    “当时,那么大的钢厂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全国都很少见,为此习书记亲自出面协调。宁钢的重组,就是‘两个毫不动摇’思想的生动体现。”童云芳说。

    如今,各种所有制经济不断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浙江基本经济制度的一大特点。从当年民营企业升华集团收购浙江轻纺供销有限公司51%的国有股权、开创浙江直属大型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先河,到近几年世界500强浙江物产集团以混合所有制整体上市、打响新一轮省属国企改革“第一枪”……一个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局面已然形成。

    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方向,浙江国有、民营经济近年来都不断跃上新台阶。2016年,浙江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企业以全国第17位的总资产,实现了全国第9位的营业收入、第4位的利润;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共有134家民营企业入围,总数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

    今年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强调,“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的更好氛围,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浙江的实践正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

    童云芳记得,就在临时腾出来的一个简易工棚内,习近平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习书记说,‘既让杭钢相对控股宁钢,为杭钢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又让民营经济持有一定的股份,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也没有受到影响,做到两全其美。’”

    “当时,那么大的钢厂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全国都很少见,为此习书记亲自出面协调。宁钢的重组,就是‘两个毫不动摇’思想的生动体现。”童云芳说。

    如今,各种所有制经济不断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浙江基本经济制度的一大特点。从当年民营企业升华集团收购浙江轻纺供销有限公司51%的国有股权、开创浙江直属大型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先河,到近几年世界500强浙江物产集团以混合所有制整体上市、打响新一轮省属国企改革“第一枪”……一个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局面已然形成。

    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方向,浙江国有、民营经济近年来都不断跃上新台阶。2016年,浙江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企业以全国第17位的总资产,实现了全国第9位的营业收入、第4位的利润;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共有134家民营企业入围,总数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

    今年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强调,“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的更好氛围,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浙江的实践正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必须始终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作为改革的基础,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汲取营养,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习近平

    有人说,浙江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浙江的老百姓中蕴含着极大的创造力。对于这一点,刚到浙江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就在2003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来了之后感受很深。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一直注重调动各方推动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尊重支持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

    时任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的吴易,珍藏着一张15年前和习近平的集体合影,“那是2002年12月26日,习书记第一次来义乌国际商贸城调研”。

    当时的义乌,市场成交额徘徊不前,“小商品、大市场”的光环似乎正在褪去,多数商户不懂外贸、不会电商,只知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以至于有人断言:义乌市场活不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这其实反映了义乌市场粗放贸易方式面临的危机,它逼着我们重新探索义乌市场的转型发展路径。”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告诉记者,义乌当时提出来,要继续秉持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机遇,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并为此新建了国际商贸城。

    与老市场相比,国际商贸城户户有宽带,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嫁接提升传统市场,实现了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功能对接。但对这个新市场当时争议很多,吴易坦言:“从上到下对义乌国际商贸城要不要造、怎么造都有不同看法,不少商户也持观望态度。在大家看来,新市场到底行不行就看一件事——省委书记、省长会不会来。”

    “没想到习书记亲自来了。那天是2002年12月26日,在考察了玩具、饰品、工艺品等3个楼层的交易区并听取汇报后,习书记对义乌国际商贸城给予‘建得有档次,看了以后令人振奋’的高度评价,临走时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合影。我本来站得远远的,习书记还主动招呼我站到他身边一起拍照。”回忆往事,已年过六旬的吴易依然难掩激动,“这是习书记对我们基层探索的肯定啊!后来市场的发展也证明我们当初干对了。”

    今天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外贸出口从2010年的193.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2201.6亿元,实现了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的转变,当年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愿景已然成为现实。

    不仅做改革的促进派,更当改革的实干家。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更善于从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汲取营养。他一向主张,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搞试点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取得若干经验后再推广;先易后难,先浅后深,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

    发轫于瑞安的“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改革试点,是习近平这一改革思想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瑞安大批农民离土离乡、办厂经商。一些农民流转别人的承包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始萌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形成。不过这些经营主体面临缺信息、缺技术、缺销路等问题,即便2001年瑞安就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服务的需求。

    一向敢想敢干的瑞安人在“专业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更高层次的“综合合作”,成立农村合作组织,将农民合作社和各类为农服务组织联合起来。2005年6月,瑞安开始筹划这一改革。

    当时瑞安遇到的问题也是全省遇到的问题。进入新世纪,浙江农业生产力蓬勃发展与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习近平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路。2006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

    听说“习书记都发话了”,瑞安农村合作组织筹建工作快马加鞭,2个月后正式宣告成立。

    合作组织由农村合作银行、供销联社等8家核心会员单位和1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基本会员单位组成。“由农村金融合作机构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问题,由供销合作社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市场问题,由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农业产业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时任瑞安市委书记葛益平介绍道。

    “对于这种新颖的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习书记给予了充分鼓励。”葛益平说,“有一次,在之江饭店开会,会议前习书记已经走了几级台阶上楼了,隔老远又回转身来,叫我过去,‘你们瑞安三位一体做得不错,下次省里要专门去开一个现场会。’我忍不住问,‘您亲自来吗?’习书记说,‘肯定来!’”

    2006年底,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在瑞安召开,习近平如约到会。会上,他表扬瑞安积极破题,进行了有效探索,创造了经验,并向全省发出号召: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使浙江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随后,“三位一体”改革在浙江18个县(市、区)的试点全面展开。

    今天,这项改革已推广到全省,还写进了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亲自发现、总结了许多像瑞安“三位一体”这样的基层改革经验,极大激发了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热情。从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到科技特派员制度,从基层“民主恳谈”到村务监督,从以人为本、“防、避、抢”结合的防台方针到以“不死人、少伤人”为目标的防台救灾制度,从针对浙江自然灾害频发而设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到农村住房保险……浙江的改革如钱江潮水,生生不息。

    实践率先突破之后,如何将成熟的经验转化为成型的体制机制新优势?习近平既鼓励率先突破,也重视率先规范。

    在2003年5月26日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向与会人员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和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注重通过立法创新彻底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规范和完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改革新举措,成为浙江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

    2004年11月,浙江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类特殊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成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一年后,习近平在武义调研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情况时指出:“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要总结经验,继续深化,不断完善”。之后,这项工作很快在全省推开。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使得浙江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上升为一项法定制度。

    今年6月,“后陈经验”再次出现在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坚持和发展‘后陈经验’,健全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良性互动。”如今,这一从农村基层萌芽的改革创新仍在蓬勃生长,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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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嵊州乡村调研并看望基层干部。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从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改起

    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人民群众理解、支持、参与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习近平

    许多浙江干部记得,在2002年10月12日和浙江干部首次见面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深情地说,自己从小熟背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朽诗句,在福建工作时,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训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一直以此激励自己,“愿意在任何地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是习近平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也是他矢志不渝推动改革的初心。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习近平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找准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做改革文章,从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改起,让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满意清单”,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改革带来的成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为实现对问题的精准把脉、改革的精确制导,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推动信访工作改革,带头倡导各级领导干部下访,面对面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解决群众所忧所怨。

    2003年9月18日,习近平率队到浦江下访接待群众,首开省级领导干部下访的先河。不到一年后,习近平又带队来到临安下访。

    那是2004年9月9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原临安锁厂职工胡乐英、李欣等4人来到设在临安天目高级中学的领导下访接待室,“习书记,我们已经连续3个月没领到基本生活费了。”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他们反映的企业改制中发生的劳资纠纷问题,不时在笔记本上作记录。在征求了临安有关方面的意见后,他一字一句地告诉相关负责人:“企业今后的路怎么走,市里要帮助明确方向。先要还钱,再还要谋发展。不管怎样,企业转制一定要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利益,依法保障职工的基本权益,绝不能以任何名义侵犯职工的权益。”他明确要求,尽快给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

    “习书记说话实在,把我们心里想解决的事情,都简明扼要说出来了,他把话都说到我们心坎里了。”离开接待室后,胡乐英激动地告诉同事。

    除了领导下访,习近平指导创新联合接访工作制度,要求省市县三级成立接待中心,各职能部门入驻联合接待,并要有律师参与;推动修订了《浙江省信访条例》,实行双向责任追究和信访重点地区管理机制,建立了涉法信访处理和督查督办制度,有力促进了信访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这些标本兼治的改革举措,解决了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2003年在浦江、兰溪调研信访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信访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最直接、最具体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一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一核心问题,关系到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这一重大问题。”

    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处理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习近平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2004年6月23日的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在听取省国资委以及杭钢、物产、交通、三狮、丝绸等省属企业集团负责人的汇报后,习近平重点强调了国企改革必须做好“五个坚持”,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当时浙江省属国企改革关系到近19万在职职工和6万离退休职工的切身利益。为此,习近平在会上一再叮嘱各家企业负责人:一定要充分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改革方案经过职代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经过职代会通过;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职工……

    对国企改革中职工群众的这份挂念,习近平一直未曾放下。11年后,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当省领导向习总书记汇报杭钢要去产能、关停半山钢铁基地时,习总书记首先说的一句话是“要把员工安置好”。

    当年3月,杭钢半山钢铁基地决定关停,1.2万名员工面临分流安置。杭钢谨记习总书记的叮嘱,为此开了57次会议,面对面听取2000多人次意见,最后为员工提供了12条分流安置通道。

    许多杭钢人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杭钢员工的关切后十分感叹:“习总书记一听到杭钢半山基地要关停,首先惦记的还是职工,真的是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习近平认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

    遵循习近平的要求,浙江在农村税费、社保、医疗、教育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浙江率全国之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开免征农业税的先河;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企业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五大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形成以养老保险为基础、专项救助为补充、统一就业为根本的新型大社保体系;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子女实行课本费免收、食宿费补助,在全国率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改革获得感,需要建设长效机制来保证。2004年,在习近平的提议并主持下,省委、省政府制定并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意见》,通过民情反映机制、民主决策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投入保障机制、督查考评机制等一系列工作机制创新,大力推进为民办实事工作。

    从那以后,浙江为民办实事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自2005年以来,每年年初的浙江省“两会”都会提出本年度十个方面的为民办实事任务,年底把办理情况向社会公示。从2006年开始,浙江每年确保将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改善民生。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接受央媒采访时表示:“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和拓展为民办实事的领域,让人民群众在多领域、宽范围共享我省改革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秉持民生实事“群众提、大家定、政府办”理念,浙江着力办好一系列关系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关键小事”:全面推行“双下沉、两提升”,破题“看病难”,全省87%的县市县域内就诊率超过80%;实施刚性的“零择校”和柔性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关注食品安全,全省各地投入3亿多元,打造238家星级农贸市场;通过治水拆违、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把浙江建设成为美丽“大花园”,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开辟“最先一公里”,更要打通“最后一公里”

    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既要有布置,又要有检查,形成真抓实干、令行禁止这样一个局面。

    ——习近平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在不断实践中探索推进。

    实践出真知。习近平说过:“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当年在习近平身边工作过的人经常向记者提及,“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是习近平在浙江推进一系列改革决策和举措中始终坚持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在调查研究中,习近平坚持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他强调要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多取得第一手材料,并要及时总结经验,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推动面上的制度创新。

    本世纪初,随着小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义乌,在为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各类劳资矛盾也不断浮出水面。为了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义乌市总工会大胆探索,创造出社会化维权的新模式。了解相关情况后,2005年习近平亲自带队到义乌调研。

    让时任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印象深刻的是,正值盛夏,为了解一线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习近平下车间访工人,进食堂看伙食,到宿舍看住宿环境,“习书记衬衣都湿透了,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他说只有到一线才能真正了解情况,才有发言权。”陈有德回忆。

    经过亲自调研,习近平对义乌市工会创新完善工会维权机制作出精辟总结:“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初步建立了以依法维权为基本手段,以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为基本载体,以包括外来职工在内的低收入职工群体为对象,以协商、调解、参与仲裁、提供法律援助为基本内容的维权新机制。”

    在习近平的关心重视下,省委在义乌召开全省工会维权工作现场会,学习推广义乌市工会维权经验。后来,全国总工会也在义乌召开了全国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经验交流会。

    在习近平的心中,工人、农民分量一样重。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是习近平在浙江的基层联系点之一。自2003年4月第一次来这里后,他就一直把这个浙西的小山村挂在心上,4次来到村里调研。在时任淳安县委书记陈新华看来,“习书记的联系点实际上也是他的信息点、知情点和实验点。”

    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农村改革的决策、意见和制度。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农村工作指导员和科技特派员制度、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建设等,无不通过大量的基层调查研究,通过包括下姜村在内的基层窗口掌握了解实情,从而形成决策依据。

    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如果把调研决策看作是改革的“最先一公里”,那么执行落实则是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求真务实、一抓到底,是浙江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抓改革的深刻印象。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习近平非常重视改革督查工作。他强调,既要有布置,又要有检查。“决策只部署不检查、抓而不紧等于没抓,只吆喝、没督查就难以落实”。他自己每次下去调研,都要深入了解各地贯彻中央精神和省委决策的情况。

    浙江省委督查室有关同志回忆,对“八八战略”“平安浙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决策,习近平都要求督查室不断开展专题督查,督促检查决策实施的进展情况,工作还有哪些不平衡和滞后的现象,及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查找差距、鞭策后进、提出建议,并且都要作出专题汇报。

    有一次与省委督查室干部座谈时,习近平尖锐地指出,“省委作出‘八八战略’后,有的没有入脑入耳,我想听的内容他不汇报,他讲的情况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就点他汇报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情况。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再好的决策部署、政策措施,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最后都是空的。”

    改革落地补短板,脚踏实地抓落实。按照习近平的要求,浙江省委不断加强改革督查、评估、考核等工作,强化改革责任落实,下达各项改革“任务书”:对中央和省委已经部署的改革,因地方推进力度不大影响改革带来的获得感的项目,地方要坚决按时有序加快进度;对改革配套环节未跟上或改革方案顶层设计不尽完善影响改革受益度的项目,省级有关部门要抓紧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提高改革的联动协同效应;对于部门认为改革力度很大,但群众知晓率不高的项目,要一一查摆原因,分析究竟是部门“花拳绣腿”搞改革,还是地方改革落地“最后一公里”没打通,抑或是改革宣传引导不够。省委还出台有关意见,强调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严肃执纪问责,同时实行改革容错免责,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试错、责任豁免的机制,不断激发干部改革创新的活力。

    今年召开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巩固和拓展作风建设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健全抓常抓细抓长工作机制”,“切实打通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继续唱响创新和实干的最强音,干出改革发展的新境界。

      后记

    光阴荏苒。历史的时针拨回到2007年3月25日的下午,在宣布中央关于浙江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变动决定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临别赠言:“现在要与同志们告别,离开浙江,留恋之情,难以言表。我在浙江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以往的经历中学不到的东西。”

    从习近平的这番话中,浙江干部群众感受到的是他对浙江这片土地的殷殷深情,是他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博大胸怀和科学精神。

    大道溯源,潮起钱塘。习近平在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但为浙江开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阳关大道,更赋予浙江人民不断改革创新的无尽动力,激励浙江继续“勇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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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篇
  • 永远的征程
  • 三个“一刻也不能”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 三个“第一”
    打铁还需自身硬
  • 三个“基层”
    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 三个“跑遍”
    始终与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
  • 三本“账”
    正风肃纪,永远在路上
  • 后记

    永远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浙江在线记者 程为民 谭伟东 何苏鸣 丁谨之 金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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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14日,习近平在宁海调研基层党建并与群众座谈。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1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程为民 谭伟东 何苏鸣 丁谨之 金春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人们都说,要了解中国奇迹,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当代中国。无数探寻者将目光追溯到嘉兴南湖,定格在湖上这艘永远的红船。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原点。从这里出发,中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人类发展掀开新的一页。

    一湖秀水,见证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历史;一艘红船,引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伟大复兴之路。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5次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瞻仰红船,高度凝炼了“红船精神”,深刻指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党的先进性之源。”

    红船起航于浙江,这是浙江的光荣,也是推进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

    红色基因一脉相传,理想信念坚毅如铁。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追求真理的创新勇气,根植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立足浙江工作实际,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管党治党方针,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04年10月,习近平带领省委一班人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了“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的部署。这一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探索,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邃的思想源泉和深厚的实践根基:

    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断增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体制基础,不断增强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和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干事业的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本领。

    在1600余个日日夜夜,习近平为了浙江人民福祉殚精竭虑,更为浙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呕心沥血。不忘初心,加强思想建设;以上率下,锤炼党员队伍;固本培元,夯实基层基础;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激浊扬清,推进从严治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成为浙江上下的共识。


    三个“一刻也不能”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一刻也不能忽视加强理论武装,一刻也不能放松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一刻也不能停止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的本领。

    ——习近平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红船,寄托着习近平最坚定的信仰。

    时针拨回到15年前。

    2002年10月,习近平刚到浙江工作,第一站就专程来到嘉兴南湖,为的就是“重温初心,坚定信念”。

    “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助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参观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习近平,纪念馆的参观效果受到空间上的限制,正打算将纪念馆扩建或者另辟新址。

    习近平当场表示支持。2006年6月28日,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破土动工,习近平亲自参加奠基仪式,“南湖的‘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因其固有的先进性而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力量。”

    “习书记提炼概括的‘红船精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为什么出发’、‘要去哪里’等重大问题,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更为浙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时任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章水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重申信仰、强调理想,红船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图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灵魂。”2002年,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浙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明确要求。14年之后,他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

    在习近平心中,思想建党,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法宝。

    2003年4月12日,习近平来到杭州西湖区翠苑一区,这里是他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联系点。他曾先后3次来这里走访座谈,强调最多的,就是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

    当时,有着35年党龄的顾荣根从企业内退,刚把组织关系转到社区第六支部,他总觉得自己只读过6年书,是个大老粗,担心理论学不进、材料写不来。

    “党性分析不是谈学习体会、不是写工作总结,也不是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思考,而是要从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来分析。分析好,大有益。”习近平在座谈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他的循循善诱,让顾荣根豁然开朗。

    “习书记让我深深懂得,作为一名党员,无论是什么学历、到什么岗位、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武装作为必修课。”顾荣根拿出之前争当技术骨干的那股子钻劲,一字一句读原著、学理论,党性分析报告反反复复修改了好几遍。2003年6月23日,习近平来到第六支部召开座谈会,顾荣根第一个发言谈了体会。此后一系列党内教育,他都带头参加。

    习近平常说:“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

    “习书记是热爱学习的楷模,他对学习达到了见缝插针、如饥似渴的地步。”浙江省委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说,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调研途中,无论是夜宿农家还是出访期间,习近平一有空就捧起书本、翻开材料。最保守的估计,他每个月的阅读量至少在30万字以上。

    在孜孜以求的学习中,习近平形成了自己深刻的思考。在浙江工作时,他曾提笔写下这样的感悟:理论学习上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武装,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2002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专门谈了学习的问题:“要加强学习,努力实践,与时俱进,奋发有为,要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在新的实践中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努力使自己所作的各项决策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做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时任海盐县秦山镇北团村村民委员会委员莫社良记得,2006年1月4日,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来村里调研,党员们正在会议室收看远程教育电视片。“看到习书记进来,放映员刚打算暂停播放,习书记摆摆手让他继续放,还和我们一起看了起来。”莫社良回忆说,习近平饶有兴致地询问了村里远程教育情况,临出门时,注意到莫社良摊在桌上的支部学习笔记本,“习书记拿起我的本子从头翻到尾,看到上面记录的都是我们的学习情况和学习心得,表扬我们‘你们支部的学习活动挺多,不错!’”

    当天下午,海盐县160多名村支书和县、乡镇负责人一起,在县政府大会堂听了一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宣讲。时任澉浦镇澉南村党支部书记李建良说,为他们宣讲的,正是习书记。

    听省委书记宣讲,李建良是第一遭,他在笔记本上记得满满当当,“习书记说他也是村书记出身,明白我们在推进农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他联系实际讲理论,联系他的经历讲理论,强调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2007年1月23日,习近平来到庆元县松源镇周墩村为民服务中心调研。

    听说县里正在加大力度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他在驻村干部吴鸿芬的办公桌前停下脚步,“你学习了哪些技能?”

    吴鸿芬翻开了自己食用菌栽培技术和笋竹两用林栽培技术的技能证书,习近平看后问道:“这些技能是不是确实能够帮到农民?”

    “鸿芬确实做得好,她常帮村民装食用菌,动作不比农村妇女差。”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梅礼高的插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也获得了习近平的赞许,“干部确实要有些实际技能。”

    10年过去了,从当年的松源镇驻村干部,到如今的黄田镇副镇长,吴鸿芬时刻牢记习近平的教诲。

    “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这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再次被吴鸿芬记在本上、刻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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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8月29日,习近平在大陈岛看望和慰问老垦荒队员。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三个“第一”
    打铁还需自身硬

    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

    ——习近平

    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多次强调,“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要在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

    狂风肆虐,大雨瓢泼。

    2006年的那个夏天,苍南县金乡镇半浃连村的村民彻夜难眠:8月10日17时许,超强台风“桑美”正面袭击这个拥有1500余人口的村庄,造成270多间房屋倒塌,多人伤亡。

    第二天18时许,时任村委会委员林兴穗正和大家积极自救,一辆浅蓝色的中巴车开进了村子,车上下来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是习书记赶来了!”

    “一到村里,习书记就踩着碎砖瓦砾,直奔重灾点,详细了解灾情,慰问遇难者家属。”尽管时隔多年,林兴穗依旧记得清楚,面对满目疮痍,习近平神情凝重。听到灾区处处是各级干部冲在一线,看到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奋战在前时,他频频点头,不时停下脚步和大家握手交谈,要求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及时组织生产自救。

    “防灾救灾中,党员干部就要带头。”距离半浃连村约一公里的坎头村,同样遭受“桑美”侵袭。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谢庆钏记得,习近平走过村里的废墟,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灾后重建的非常时期。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必须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抗台救灾、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是每一名党员和干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一定要带领党员干部安置好每一名受灾群众。

    习近平的亲切勉励和亲身垂范,给半浃连村和坎头村,给苍南,给浙江的党员干部带来巨大鼓舞。

    在“桑美”肆虐的前后一年间,浙江共遭受了4次强台风袭击,10万多个基层党组织、百万共产党员成为抗台救灾的中流砥柱。全省有近2000人在经历了抗台救灾后,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56人宣誓入党。许多群众动情地说:“关键时刻,还是靠党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注重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党员。

    时任宁波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的傅企平,带领党员和群众,把一个“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的小村庄,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生态村。他提出,“要求村民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做到的,党委成员首先做到;要求党委成员做到的,党委书记首先做到”,以及“村干部不住最好的房子,不拿最高的工资,不多占股份”。习近平多次接见他,称赞他“你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代表,也是奉化乃至宁波和浙江农村发展的代表”。

    如今,滕头村的村民都已入住小康别墅或生态公寓,但傅企平一家仍住在2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家里用的也是老家具。

    2016年7月1日,这位“老支书”来到北京,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状,“总书记主动向我打招呼说,老傅啊,‘常青树’不容易,一定要继续走在前列!”

    这番亲切关怀和勉励,傅企平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让大家深受鼓舞。66岁的老党员傅央改说,全村党员都以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党员的地方就要有党的组织,有党的组织就要有正常的党内生活。”

    2005年4月的一天,山城淳安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内,气氛热烈。

    “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都要广泛进行谈心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坚持原则敢批评,心胸开阔听批评。”在出席淳安县委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开门见山,开宗明义。

    “我觉得我本人,对我们淳安走生态之路的发展定位认识还不够到位。比如我们县刚成立的坪山工业园区,它的定位应该转向发展生态。”一名分管工业园区的县委常委的自我剖析,引发大家共鸣。

    “生活要奔小康,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地方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对生态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习近平嗓门不高,却让在座的每一个人感受到了力道千钧。不久,坪山工业园区的功能就彻底转变为发展生态环保、高新技术、文化三大产业,“生态立县”成为全县的共识。

    “习书记的话非常朴素,但又富有哲理。”时任淳安县委副书记余永青回忆,这次民主生活会,一开3个多小时,习近平耐心地给每一位同志指出问题症结,提出解决办法:谈到调研不深入的问题,习近平说,领导干部要学会“解剖麻雀”;谈到文件、会议过多的问题,习近平说,发文件和开会本身就是一种工作方式,不能因噎废食,但要合理精简、科学压缩;讲到如何科学看待现阶段发展目标,习近平说,既要GDP,又要绿色GDP……

    一番番见筋见骨的自我剖析,一次次辣味十足的相互批评,照亮了11位县委常委在思想、精神和作风上的“盲区”,让大家亲历了一次灵魂洗礼和党性锻炼。

    “习书记现场点评我们这种形式好,‘民主生活会就应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共同提高’。”余永青对这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至今难忘。他说,从此,坚持“问题导向”,成为一任又一任淳安县委和各乡镇党委班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坐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习近平深得其中精髓。

    “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在习近平看来,“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他这样阐述心目中的“为官之道”:“莫道昆明池水浅”,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官”有多大?但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同时,一个干部的能耐有多大,最终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组织上也明白。是“锥子”总会脱颖而出的。当干部的,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于如何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努力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有着一系列深远的战略思考:

    “铺‘路子’不如压‘担子’”,说的是如何培养干部;

    “要发挥党委一把手‘一双眼睛’和班子集体的‘多双眼睛’作用,多视角多侧面识别干部”,说的是如何考察干部;

    “干部使用既要坚持群众公认,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不能搞‘数字游戏’,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说的是如何选拔干部……

    习近平多次指出,现在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被列为后备干部、成为培养的“苗子”后,组织上就很愿意为他设好“台阶”,铺好“路子”,而恰恰忽略了把他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炼;如果组织上真的把他放到艰苦的岗位上,他本人往往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这其实是干部培养工作的一大误区。

    他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里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后备干部不能放在“温室”里去刻意培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以磨难历练他,这样才能“增益其所不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针对当时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习近平更是见事早、抓得深、谋得远,着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下有不同的下法,有纪律惩处的下,有不胜任工作的下,还有正常的退出机制的下,不能‘华山只有一条道’。”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要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

    温州对干部能下动了真格。2003年至2004年间,温州148名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办事拖拉、吃拿卡要、对待群众态度刁蛮等原因,受到了行政告诫、降级、降职、撤职和辞退等处理,260多人被通报批评,震动了全市、震动了全省。习近平批示:“各有关部门与各市县都应做全面探索。”

    本世纪初,正是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际,一些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把经济发展简单理解为“唯GDP”,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民谋利益。”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他不止一次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识好‘潜绩’与‘显绩’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要甘于做铺垫之事,不要只想拿军功章、立凯旋柱。”

    2004年初,浙江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中全面开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观,创为民、务实、清廉好班子”教育实践活动。

    当年8月31日,台州市路桥区把1056个直接排污入河口全部封闭起来。接着,一张四通八达的地下排污管网悄然覆盖了路桥城区的角角落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汇入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后再入河道,昔日黑臭的河水成了清流。

    这一投入2.35亿元的工程,是区委班子一致决定修建的,被当地百姓称为“看不见的政绩”。

    “有的人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做打基础的工作,收获的时候他却走了。有的‘十月怀胎’时他不在,‘一朝分娩’时他来了。所以对干部要有客观的公认,这个关键在党组织本身。”习近平大力倡导树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各位乡亲,请你们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打打分’。”2005年6月的一天,缙云县前路乡大集村的村民,从省委组织部直接派出的调查员手里拿到一张《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民意调查问卷表》,被调查者是时任缙云县委书记和县长。村民们至今感慨:“我们是普通的农民,让我们给县里‘最大的官’打分,真是想不到。”

    打分,是为了第二年的市、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在那一次对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考察组共找了44897人次个别谈话,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还对1942名考察对象实行考察预告,其中在新闻媒体进行预告的有904人。

    “这是我省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处长王利月说,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浙江不断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方法,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能够领导科学发展的干部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换届后,县(市、区)、乡镇领导班子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2006年7月,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习近平在浙江的谆谆教诲,已化为浙江党员干部的座右铭。浙江历任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打出“上下管育爱”系列组合拳。如今,一支高素质的“浙江铁军”,已成为浙江的一张名片。

     三个“基层”
    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执政重在基层、工作倾斜基层、关爱传给基层。

    ——习近平

    “今天是什么日子?”

    2004年12月26日,习近平专程到瑞安看望基层干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飞云镇,他拍着时任潘岱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连丰的肩膀发问。看陈连丰一时发愣,他又自问自答:“今天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

    在随后召开的基层干部座谈会上,陈连丰懂得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意。习近平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时,首创“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也奠定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始终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围绕主题、解决问题”。在浙江期间的下基层调研,习近平都尽量安排时间到农村、社区,与当地的党员干部交流,了解基层组织建设的情况。

    2003年3月,浙江在全国率先部署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建设,力求通过5年努力,使全省1万个村党组织和500个乡镇党委,成为经济发展健康快速、“五好”“六好”成效明显、村镇管理科学规范、精神文明协调共进、农民群众拥护满意的基层党组织。

    2005年12月,习近平来到绍兴县由4个行政村搬迁聚居而成的新农村社区——新未庄社区考察。

    “党支部威信高吗?党员们能起好表率作用吗?”在老党员周星福家,听说因为历史积留问题,社区党群、干群关系一度紧张,习近平频频发问。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周星福竖起了大拇指,“现在我们有了好班子,党员事事带头,大家越来越有奔头了。”习近平十分高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在参观社区党员活动室时,习近平叮嘱社区干部,“一定要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现任新未庄社区党委书记的薛忠兴,当时是文书,他把习近平这番话牢牢记在了心里。10年之后,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在浙江召开,新未庄社区作为一个现场考察点,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基层党建工作者的检阅。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也是先富起来的地区,2004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第19年位列全国省区第一。长期在基层走访调研的习近平,却敏锐关注到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的短板。

    “公章别在裤腰带,开会开在支书家,这怎么行?”在一次调研结束后,习近平将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召集在一起,“村级党组织没有固定活动场所,会严重影响基层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杨立平说,在习近平亲自关心下,一场关于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摸底式排查就此展开。而调查结果令人震动:在浙江这样的“富省”,竟然有8040个村党组织或多或少存在“无处办公”的问题,比例接近四分之一。

    浙江迅速行动,立整立改。2005年6月,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解决集体经济薄弱村村级组织办公场所问题的意见》,力争在2006年年底前使全省所有没有办公场所的村级组织基本上都有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不到一年时间,各级各部门先后投入资金14.3亿元,实现了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全覆盖。

    武义县俞源乡新九龙山村是个下山脱贫村,也是个典型的“无处办公”的行政村。武义县将其列入首批经济薄弱村村级办公场所建设计划,通过省里补助一点、县里帮助一点、部门捐助一点、乡里解决一点、村里筹集一点的办法,建起一幢3层6间的办公楼。

    “新楼一开工,党员干部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务劳动,挑砂、抬石头,一天天看着办公楼建起来。”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田华平至今记忆犹新,办公楼投入使用那天,村里放起了鞭炮,男女老幼都赶来看,一些老党员摩挲着党员活动室里崭新的桌椅,脸上笑开了花。这之后,办公楼派上了大用场,不但村党支部活动正常了,村民议事、学习也有了地方,“党员电教室”更是常年对村民开放。

    “村办公场所的建成,圆了我们的梦!”2005年11月8日,田华平代表全村党员,满怀感激之心给习近平写信报喜,“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即将开始,我们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场所里进行了。”

    2006年,这项诞生于浙江的经验推向全国,党的旗帜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迅猛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浙江的特色和优势,也给浙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党的建设同样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此,习近平展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深邃思考:“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领域都要建立党的组织、推动新领域党建工作。”

    2002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温州考察调研,对当地在非公有制企业、新社团组织等新领域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创新作出肯定。他说,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新领域党组织的工作制度,更好地发挥制度的作用,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

    2003年2月,他来到绍兴诸暨的海亮集团,生产车间流水线上“党员先锋岗”的铭牌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详细了解公司的党建情况,叮嘱公司党委书记冯亚丽:“要充分发挥党员职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创一流。”

    “把支部建到流水线上!”“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2007年6月底,浙江24080家从业人员在50名以上,且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和从业人员在100名以上的规模企业,已建党组织的达23986家,占99.6%,基本实现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全覆盖的目标,得到中央充分肯定。

    2012年3月,在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

    “这一重要讲话,集团全体党员进行了学习,进一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动力。”冯亚丽说,从1989年成立的小企业到如今拥有上万员工的企业集团,海亮的发展离不开党建,“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党建名企,铸就百年海亮。”

    “我们党一贯最重视基层建设,这个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基层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基层基础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习近平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他曾多次指出,“乡镇一级是我们最基层的政权,真正有远见、有眼光的领导,应该把精兵强将放在乡镇,守土一方。”

    换届是不是大换血?年过50岁的“老乡镇”是不是该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006年8月,正是浙江乡镇大规模换届之时,习近平来到仙居县白塔镇,面对面与该镇及邻近部分乡镇、街道的干部作了交流。

    “同志们好!”28日下午3时左右,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习近平微笑着向乡镇干部招手问候。见大家都站起身来,他边示意大家坐下边说:“咱们坐近些,别拘束,敞开谈。”

    “习书记满脸笑容,大家紧挨着他围坐一圈。”时任上张乡党委书记陈尧虎回忆,座谈会的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结合基层实践,纷纷提建议、说想法、抛问题,“习书记边听边记,对我们的发言非常重视。”

    对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的疑问,习近平在讲话中给出了答案。“要注意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层次,不是说到了乡镇一级就越年轻越好了,要讲老中青结合,不要搞一刀切。”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习近平打了一个比喻。他把乡镇比作“阵地”,“基层干部不能光在这里学习学习,‘付学费’,不能让阵地‘失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抗台防洪等突发性问题,特别需要经验,如果一茬把人都换走了,下回台风来了,还得重新‘付学费’。”

    “习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心坎上,没想到省委书记这么了解基层情况。”陈尧虎告诉记者,此后的乡镇换届中,仙居一直坚持老中青结合的干部结构。去年换届中,又有4名50岁以上的干部出任乡镇(街道)“一把手”。

    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各级对长期在艰苦地方工作的干部高看一眼,也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2003年初,浙江创新推出科技特派员制度。第二年,又推出农村指导员制度,从各级机关挑选一批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为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位农村工作指导员,切实担当起农村政策宣传、民情民意调研、矛盾纠纷调解、富民强村服务、民主制度监督和组织建设督导的职责。这两项制度,浙江一直坚持至今。

    2005年6月,浙江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落实“三真”要求,切实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份文件,是习近平倡导制定的,提出了切实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养锻炼、加大对优秀基层干部的选拔力度等十条措施,每一条都言之有物,每一条都解决问题。

    “我也是个老基层。我对基层工作非常牵挂。”习近平对基层干部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对各地领导干部说,“要注意保护和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要深入了解广大基层干部的所思、所想、所盼,对他们的工作要多理解、多支持,对他们的生活要多关心、多帮助。特别是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不要一味责怪,要多鼓劲打气,要加强指导,与他们一起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白塔镇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习近平又搭乘海警船近两个小时,来到台州椒江区大陈岛。工作调研之余,他还专门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条件、生活保障等情况。听说岛上正在翻修办公楼,他一定要去看一下。

    站在办公楼的脚手架前,习近平问时任大陈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大陈镇党委书记孙尚权,“办公室条件怎么样?几个人一间?够不够用?”听说岛上办公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条件仍旧很艰苦,他特意叮嘱,“要加快宿舍改造,今后如果碰到困难,尽管找我。”

    对基层的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关爱,让浙江的干部队伍焕发勃勃生机。

    “习书记任上,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充实到基层,夯实了基层基础;也有一大批干部从基层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极大激发了全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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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23日,习近平在庆元县看望和慰问困难老人。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三个“跑遍”
    始终与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

    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习近平

    到浙江一年多,就跑遍全省90个县(市、区),习近平在浙江交出的这张“成绩单”,至今为浙江党员干部传颂。

    来到浙江后,习近平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三个“跑遍”,强调要练好群众工作这项基本功,强调“办法就在群众中”。

    “习书记身体力行,带动了全省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这个优良传统传承至今。”省委办公厅一位同志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周跑三四个县,是习近平当时的工作常态。

    被习近平称为“省级农民”的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多次与习近平一起下基层调研。他说:“习书记有过插队经历,在基层锻炼过,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他通过调查研究、进而研讨制定政策的这一套工作方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前瞻性和创新性,不会犯官僚主义毛病。”

    2003年,习近平主动提出将距杭州300公里以外、山路十八弯的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作为自己的基层联系点。

    “即使现在通了高速,从杭州来我们村里还要3个多小时,那时候,来一趟是真不容易!”时任下姜村党支部书记姜银祥清晰地记得,2003年4月24日,习近平第一次到下姜,一路上换了3种交通工具,“他先花近6个小时从杭州坐车到县城,又坐快艇三四十分钟到薛家源村码头,再换汽车一路颠簸约20分钟进下姜村。”

    到了村里,大家都劝习近平先休息休息,他却一挥手:“走,到村里转转。”

    正在春风里长出新叶的蚕桑基地,引起了习近平的兴趣。“我是北方人,对南方的蚕桑生产不是十分了解,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吧。”穿行在桑树丛中,习近平抚摸着新叶,对姜银祥说。

    “那时我想,这么大的领导来,说个基本情况应该差不多了。”

    没想到,习近平却打破砂锅问到底。“老姜,开始种桑树时,你们一亩地种多少棵桑苗?桑苗是什么品种?从哪里买来的?”接连几个问题让姜银祥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会问得这样细、这样在行。”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4次来到下姜村。“看到村里谁家的屋门开着,习书记就会拐进去看看,村里大部分农户家他都去过,每次都先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群众。”姜银祥说,“进了村民家,都会问问大家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

    自带铺盖在农民家中住上一阵,跟老百姓拉拉家常,听听村干部们发发牢骚,为村里办几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在习近平的带动下,2005年9月,浙江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十项规定,第一条就是“坚持基层联系点制度,每位省委常委都要确定基层联系点,每年到联系点和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解决基层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之后,市、县、乡三级也都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

    2017年6月19日,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闭幕后的第3天,浙江省委印发《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再次明确了“每位省委常委确定1个县(市、区)、1个乡镇(街道)、1个村(社区)作为联系点”。

    时任丽水庆元县屏都镇敬老院副院长的杨梦蛟,至今都对3个“没想到”念念不忘——没想到,省委书记会走进偏远山区的敬老院;没想到,他这么操心老人们的衣食住行;更没想到,他还现场为老人们烧了一道菜。

    2007年1月23日,傍晚时分,山区的气温已经很低了,杨梦蛟引着习近平快步走入敬老院文体活动室。见到老人们正围坐着下象棋,习近平也饶有兴致地加入棋局:“大家平时都怎么打发时间?”

    “看看电视、唱唱戏,有时候剧团也下来演出。”

    习近平微笑着点头,说:“老人家光吃饱穿暖不够,精神生活也要过得丰富。”

    听闻杨孔和老人卧病在床,习近平坚持前去探望。“老伯,我来看看您。今天感觉怎么样,看过医生没有?”他一边细心询问着,一边俯下身摸摸被褥的厚薄,“晚上睡觉会不会冷?衣服穿得暖吗?”

    听到老人肯定的回答,习近平笑了。他代表省委,向敬老院老人们送上3.5万元春节慰问金。

    “给老人们的年货备得怎么样了?走,去看看你们的厨房。”习近平来到厨房,看到里面摆放着的一袋袋米面、一筐筐蔬菜、一块块猪肉,十分高兴。

    “当时,炊事员吴开玉正在下一锅包心菜。习书记就走过去说,能不能让我来给老人们炒这个菜?然后他接过锅铲,很认真地炒了起来。”杨梦蛟回忆,习近平边炒边和大家拉家常,说,“你们看我炒菜的动作是不是挺熟练的?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就学会了烧菜。”

    “习书记还说,上年纪的人大多喜欢吃软的,你们要多留心照料。菜也要荤素搭配,注意营养。”杨梦蛟说,那天,老人们都觉得这锅菜格外香。

    从厨房出来,习近平又径直走进了洗浴间,拧开热水龙头,用手试了试水温。当时敬老院的热水供应主要靠太阳能,那几天是阴雨天,水温有些偏低。习近平嘱咐杨梦蛟和乡镇干部:“要保证老人随时能用热水,如果太阳能跟不上,就用电烧。”

    这一次调研,还有一个细节让杨梦蛟印象深刻,“听说省里有领导要来敬老院,我们就想准备个欢迎横幅,可镇上的干部告诉我们,‘上面说了,不要搞这些’。”

    习近平下基层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一名跟过他调研的干部回忆:“一次,习书记看到警车开道,还鸣着警笛,当即提出‘以后不要这样安排,以免影响群众生活’;外出调研时,他常与当地干部一起吃工作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既然来了,就要听真话、摸实情、办实事、求实效’。”

    为了使调查研究在全省蔚然成风,真正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基本的工作方法,2003年初,习近平在率先深入调研的同时,向省委常委会建议,召开以加强调查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心组学习会。

    就在这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浙江省委制定了《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并对加强调研作出规定:县以上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事先充分开展调查研究。没有经过充分调研并形成调研意见或比较方案的,一般不列入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的决策议题;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要有2个月和3个月时间下基层调研,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每年撰写l至2篇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研究报告,总结经验,指导工作。领导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省级领导每年至少到联系点2次,市县领导要与基层联系点保持经常联系。

    “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高度关注民生系真情;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2004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举行新一年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次学习会,习近平以“求真务实”为横批,诵读了他自撰的4副春联,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再次与大家共勉。

    在习近平的示范下,浙江党员干部坐在办公室的少了,访贫问苦的多了;跑上级机关的少了,下基层为群众办实事的多了。仅2005年上半年,浙江党员干部就实现了全省3万名困难党员走访慰问全覆盖,给50.4万名困难群众送钱送物计3.1亿元,并与12.11万户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群众办实事30余万件。

    “习书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总是怀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做工作,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不含糊。”时任浦江县信访局干部楼旭芳说。

    2003年9月8日,《浦江报》头版刊登的一则公告“轰动”了这座小县城:9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参加浦江县领导信访接待日下访接待。一周后,又公布了接访的具体时间、地点。

    当时,浦江因环境问题、拆迁问题导致上访激增,被列为全省8个信访重点管理县之一。

    “领导干部在急难险重等关键时刻,应该冲在最前列;面对目前大量的群众信访问题,领导干部也应站在最前面,面对面地做好群众工作。”

    9月18日上午,习近平准时接访。“从没见过省委书记那么大的官,递材料的时候,我的手抖个不停。”因拆迁问题上访的赵仲富回忆。

    “来,坐下慢慢说。” 

    “习书记,街道拆迁我们不反对,但图纸、规划、方案什么都没有,一句话就让我们搬,哪个愿意?”

    习近平耐心倾听赵仲富的诉求,与他逐个商讨问题,讲道理、说政策,反复做工作,还再三嘱咐身边的当地干部:“要尽快拿出图纸,让老百姓一起参与,选出满意的户型。”

    临别时,他握着赵仲富的手说:“今天我们是来诚心诚意听取意见的,对你们的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刚才职能部门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作了解释,采纳了你们合理的建议。希望这次接访后,大家能进一步加强沟通,达成共识。衷心祝愿你们通过旧城改造,过上更好的生活。”

    上午的接访一直持续到12时。简单用餐后,习近平没有休息,又开始接待来访群众。

    据统计,当天,习近平率省直15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金华市、浦江县党政主要领导,一共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91个问题,交办落实责任制的324件,定性处理的21件。

    在下访中,习近平一再告诫当地干部,信访工作就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必须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高度,努力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关键还在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领导下访接待群众这项工作,贵在经常下去,长期坚持,必须靠健全的制度来保障。”

    以2003年习近平下访浦江为契机,浙江拉开了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干部和人大、政协主要领导联动下访的序幕,逐步形成了省级领导坚持带头接访、市级领导坚持定期接访、县级领导坚持开门接访、乡镇领导坚持随时接访、村居干部坚持上门走访的5级接访机制。

    习近平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刻在了浙江党员干部的心底。2017年8月,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在杭州下访接待群众时强调,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倡导建立的一项制度,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渠道,是促进干部转变作风、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式,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实施好。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还发起过一场“效能革命”。

    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庄跃成介绍,当时正逢互联网兴起,一些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打游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受到群众诟病,引起习近平的强烈关注。他明确指出,要坚决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划清界限,决不能把干群关系、“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和水火关系。

    “要切实增强公仆意识,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以创优服务为主题,根据各自工作特点,采取有效形式,建立健全各种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着力解决目前依然存在的‘事难办’的问题。”2004年2月2日,习近平在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上发出动员令;7月9日,他又在省卫生厅检查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的现场,中肯地点出了6方面突出问题:“事难办”、行政行为不规范、“文山会海”、“素质不高,本领恐慌”、“浮躁、涣散”等。他还明确要求,“有关整改方案要以适当的方式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做到真查真改,真见成效,不能只讲不做,只查不改,搞一阵风,雨过地皮湿。”一位在场的领导干部称,习近平这番切中时弊的警示,让大家十分震动。

    仅2004年一年,浙江共受理相关投诉19949件,办结19104件,6876名机关工作人员因机关效能问题受到批评教育等处理,其中受党政纪处分和免职、辞退、责令辞职共449人。紧接着的抽样调查显示,群众对机关效能总体评价“好”和“较好”的占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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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10日,习近平在江山市白沙村调研基层党建并走访农户。

    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三本“账”
    正风肃纪,永远在路上

    算一算“利益账”,算一算“法纪账”,算一算“良心账”。

    ——习近平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多次强调,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决防止“借口集体负责,而谁都不负责”。这一理念和做法,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一脉相承。

    2002年11月,习近平一任省委书记,就代表省委作出庄严承诺:

    反腐倡廉,省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要带头规范从政行为,带头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带头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广大干部群众。

    2004年7月,习近平再次代表全体省委常委公开作出六项廉政承诺:

    ——坚决抵制跑官要官。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凡是向省委常委跑官要官的,不但不给,而且要教育批评,并告诉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对这样的同志要注意观察。

    ——坚决拒收钱物。凡是给省委常委班子成员送钱、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的,一概拒收,并对送钱物的人提出严肃批评。拒绝不了的立即上交组织,记录在案,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严肃处理。

    ——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凡是以领导及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名义办事、谋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一概拒绝,严肃批评,并向领导同志或办公室报告。领导干部要从严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打着领导的旗号办私事、谋私利。

    ——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奢侈浪费行为;发扬谦虚谨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带头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格依法办事,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自觉接受监督,决不越权,更不滥用权力。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履行教育、管理、监督的职责,坚决支持执纪执法机关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持原则,恪尽职守,带头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

    2007年,是浙江的“作风建设年”,习近平再次提出了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不得搞层层陪同,推行自助餐或者便餐、快餐;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厉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特别要重视解决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等六方面的要求。

    5年之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浙江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落实,出台28条实施细则,提出“六个严禁”,制定50余项配套制度,开展“会所中的歪风”等专项整治。2014年11月,中央巡视组在对浙江巡视情况的反馈意见中,给出了“高标准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评语。

    “习书记对干部的教育管理问题非常重视,在多种场合不断给大家敲响警钟,告诫大家‘红线不能踩、高压线不能碰、底线不能逾越’。”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金明告诉记者,在2004年的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两个《条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浙江的党员干部算一算“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强调“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习近平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关口前移,加强监督和教育,多一点告诫和批评。他警示大家,“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上麻痹了、松懈了,就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在顺境中,容易得意忘形,这叫‘温水效应’。因此,对干部还是要多提醒、多打招呼,这有好处。”

    那时起,浙江就通过“拉拉袖子、咬咬耳朵”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2003年、2004年,全省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的礼金等共折合人民币近3000万元;围绕治理商业贿赂,全省通过自查自纠清退上交贿赂款共计2508万余元;2005年至2006年9月,全省接受诫勉谈话的领导干部共2686人(次),纪委负责人与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14679人(次);2005年6月,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浙江省党内监督十项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反腐倡廉,重在动真碰硬。习近平指出,各项制度制定了,就要立说立行、严格执行,不能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而应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体现在具体工作中。

    “现在执行制度难,主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讲关系,甚至批评也变成了变相的表扬……我们要在狠抓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下功夫,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人和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该曝光的要曝光,该通报的要通报,该惩处的要惩处,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努力使制度成为机关干部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言必信,行必果。2004年10月,一则省纪委呈报的内部信息,摆上了习近平的案头。该信息反映,义乌市警方侦破了一起利用互联网进行“百家乐”赌博的特大案件,共拘留涉案人员20多人,其中涉案的3名党员在3个多月里共输掉550万元,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要对党员参与赌博予以严肃处理,要对网络赌博进行专项治理。”习近平很快作出批示。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各地制订了打击网络赌博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至2004年12月底,全省共查处网络赌博涉案人员246人,刑事拘留58人,治安拘留32人,涉案金额数千万元。

    2005年元旦,在翻阅省纪委上报的《关于对网络赌博进行专项治理情况汇报》后,习近平再度批示:“开展对网络赌博进行专项治理开局顺利,引起了普遍重视,要继续扩大战果,深挖严打,遏制其造成的危害,今年要取得新的成效。”

    “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习近平对待反腐败工作的坚决态度,给李金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正体现他始终坚持的反腐理念。

    中央纪委在查处浙江一名原副省长的案件时,调查组的工作曾一度受到某些干扰。“要坚决按中纪委的要求办”,正是习近平的指示,保证了案件查处的顺利进行。

    时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罗悦明说,在2004年2月的省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以案说法,“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只有这样,才能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不可动摇的决心,才能消除腐败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才能遏制住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也才能教育一大批干部。”

    习近平对腐败的“零容忍”,同样体现在对腐败分子海角天涯的追逃追赃上。2003年4月20日,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习近平当即作出批示:“省纪委牵头协调该案办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具体负责缉捕杨秀珠和杨秀珠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办案部门定期报告进展情况。”

    此后,习近平又多次听取杨秀珠案的查办进展情况,亲自召开会议研究。“要抓紧对杨秀珠有关问题的调查”“首先把杨秀珠缉拿归案工作抓紧”“我省公安厅、检察院应积极配合公安部做好引渡杨秀珠的工作”“多方配合缉拿杨秀珠归案”……光存档批示就有11次之多。

    “人虽然跑了,案件还要坚决查!”省大案要案协调小组的一位成员至今记得会场上习近平严峻的神情和坚定的语气,“习书记始终对杨秀珠案件高度重视,这极大鼓舞了追逃人员的士气,也警醒我们对之后的一系列追逃工作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十三年零七个月,海外追逃一刻不曾放松。2016年11月16日,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2007年,浙江省纪委向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用一组数据充分印证了十一届浙江省委重典治乱、强力反腐的坚强决心:这5年,全省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38499件,处分党员干部36284人,其中县(处)级干部737人、地(厅)级干部36人,包括多名从重要岗位落马的地厅级干部。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一贯强调并身体力行的执政理念。”时任浙江省纪委研究室主任叶怀贯回忆。

    “党的建设的经验证明,加强党内监督和纪律建设,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党内监督工作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曾在《对腐败多发领域要加强防范》一文中这样说。

    针对浙江市场取向改革比较早、较先遇到腐败易发多发考验的实际,在习近平的主导下,浙江省委积极探索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于2003年7月出台《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各级党委和纪委抓“三头”(龙头、源头、苗头)、纠“两不”(不廉洁行为和不正之风)、规范“三权”(事权、财权、人事权)、建设“四中心”(行政服务中心、会计核算中心、招投标中心和效能投诉中心)。

    作为全国省一级首个关于反腐倡廉防范体系的规范性文件,《实施意见(试行)》把教育、监督、预防、惩治等多项制度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使实践成果及时转化为制度资源,促进了浙江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这一项经验得到了中央纪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来到武义县后陈村,调研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座谈会上,他对村干部说:“事前教育很重要,让人不愿腐败;事后有处理也很重要,让人不敢腐败;全过程监督更重要,使人不能腐败。”

    之后,这项全国首创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在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于2010年写入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今年8月29日,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由“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作为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中的一员,后陈村成了和小岗村一样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村庄。

    后记

    漫长的岁月中,总有一种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于党建工作的创新探索和丰富实践,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以身许党、以身许国的坚强党性修养和崇高政治品格,深深感召和激励着一任接一任浙江省委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肩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建设“清廉浙江”的目标: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建设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化常态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和促进社会风气持续好转,进一步形成党员模范带头、干部清正廉洁、社会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

    这是信仰的召唤,这是时代的使命。

    2017年6月19日,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闭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书记车俊率领新一届省委常委集体赴嘉兴南湖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大家由衷感到,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总结概括了“红船精神”,确立了“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历史地位。“红船精神”是我们党的精神瑰宝,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初心。大家表示,要带头弘扬“红船精神”,把它深深融入血液里、浸透到骨子里,不断从中汲取信念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奋斗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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